关于“青少年犯罪”是否法律概念问题的探讨——与丛文辉同志商榷

《法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了丛文辉同志关于《“青少年犯罪”不是法律概念》的文章。读后,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与作者商榷。 (一) 研究“青少年犯罪”是不是法律概念,首先涉及到对“青少年犯罪”如何认识。“青少年犯罪”是人们通过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概括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人们接触了大量的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的社会现象以后,形成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概括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所以能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被     

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青少年”概念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外国学者称之为社会的“瘟疫”、“癌症”,把它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正由于青少年犯罪所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刺激了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兴起。本文拟就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青少年”概念作一探讨。 笔者认为,法学领域中的青少年概念与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中的青少年概念     

再论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答张成诗同志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与此相适应,人权也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这是流传甚广的两种误解。前一种,已被社会主义各国实践和改革的大潮所击破。而后一种误解,近年来仍在中国大陆游荡。有一些论者总是引经据典并曲为解说,认为以平等自由作为内容的人权,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针对此,     

再谈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答周振华同志

读了周振华同志对拙文《对社会主义所处时代的重新界定》的商榷,(见《理论与改革》1989年4、 5期合刊),觉得大有益于讨论。一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在世代更迭的人类发展序列中处于哪个位置,是为了搞清楚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社会主义自身建设的一个带总体性、根本性的问题,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最主要的一个根据。这种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探讨,是为了更好     

再谈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鼓励——兼答王学智同志

读了王学智同志的文章,觉得在认识物质鼓励的问题上确有很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探讨。我想就王学智同志提出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物质鼓励是否体现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在探讨物质鼓励的实质时产生的。王文的意思是,在阐明物质鼓励的实质时,应加入“体现和贯彻按劳分配”。似乎这样阐述,把物质鼓励的实质揭示得更全面了。但细想一下,仍不敢苟同。我认为物质鼓励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要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鼓励》一文     

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问题

目前我们大家在谈论或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題时,都毫不犹豫地、习惯地使用着“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但是,当我们仔细地查看各处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统计,或是阅读各人所写的有关报告和文章时,我们就会遗憾地发现,原来大家所遵用的“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却是各怀己见,各执一端,很不一致。例如:在确定青少年犯罪的年龄界限上,标准不一。关于青年的最高年龄,有的定为二十五岁;有的定为二十七岁;有的定为二十九岁;有的定为三十岁。关于青年的最低年龄,即少年的最高年龄,有的定为二十岁;有的定为十八岁,有的定     

关于“聋人青少年犯罪”

本文概括聋人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剖析聋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最后提出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对策,以期对聋人青少年工作有所助益。     

再论老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兼答蔡典维同志

老子的思想遗产博大精深,古今中外研究者甚多,然其结论却很难统一,待发掘的思想和探讨的问题仍旧不少。限于个人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我只想从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发现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初始形态,以理清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承继脉络。拙作《老子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初探》(载于《理论探讨》1981年第6     

青少年“嫉妒型”犯罪及其对策

A:嫉妒动机是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心理原因之一当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犯罪率都在直线上升,青少年违法犯罪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严打”以后我国及我们浙江省青少年犯罪又趋上升状态。从全国来看,25岁以下的青少年案犯占查获案犯总数的比例是:1985年为71.3％,1986年为72.5％,1987年为74.3％,1988年青少年犯人占全国在押犯人的80％。从我省来看,青少年案犯数与全部刑事案犯罪总数的比例,也由1983年的62.9％,上升到1987年的71.93％,1988年竟达74.8％,1987年全省抓获的青少年案犯比1986年上升15.7％,使青少年案犯总数与青少年总人数之比高达万分之十三点一,1989年上半年全省共判处青少年罪犯6083人,又比上年同期上升69.4％。     

对青少年犯罪“原因论”的商榷

研究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以下简称原因论)的同志,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深入下去。如何把原因论引向深入呢?我想,概括地说无非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占有材料,一是进一步提高思维能力。对于后者,狄慈根有一句话:“科学中总表现出思维能力的作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页)。那么,在原因论中如何发挥“思维能力的作用”呢?换句话说,用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去指导下一步的研究呢?这本身就是个大题目。我只能就这个题目,谈以下两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同行们。     

再谈“理解”

从十多年前解放军边防战士发出“理解万岁”的呼声,到现在把“理解人”概括为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关系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以沟通思想、化解矛盾、提高觉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主要任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人们需要“理解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解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我们认真探索。     

“此举必成”——章蕴同志谈整党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大姐走到主席台前的座位上,用宏亮的声音说:“我叫章蕴,今年七十九岁啦。我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积极地投入到这次整党中去。参加这次整党,是对我晚节的一次考验,是我最后对党做贡献的一次机会。     

高举法律武器严惩“两黑”犯罪——福永派出所

高举法律武器严惩“两黑”犯罪——福永派出所     

青少年犯罪与社会机制——长沙市青少年犯罪增多的社会原因调查

去年年末,由共青团长沙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局、物资局、长沙火柴厂、湖南开关厂、新生水泥厂、长沙监獄等8个單位团组织参加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全市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为期四十多天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全市青少年犯罪问題已日趋严重,它突出地反映了当前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的一个侧面。青少年犯罪有     

“法律信仰”之再审视

探讨"法律信仰"的真正内涵,有必要结合中国现实语境予以具体分析和理解,从而规避西方"整体性危机"的不实言论。本文主要通过信仰发展的分期及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对"法律信仰"予以重新审视,强调"法律信仰"的对象应是良法之精神,并且应突显其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从而达至一种"真的法律信仰"状态。     

再谈“实事求是难”

本文分析了造成“实事求是难”存在的四点现实,四种思想类型;强调了思想路线的生命力在于针对性,是一个常议常新的永恒话题。     

再谈“说和做”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这是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语录,形象而准确地概括出了他的扎扎实实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先生既已作古,而他这句话语依然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说了再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甚至,在做之前,通过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     

再谈“翻牌公司”

所谓“翻牌公司”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就是把某某局机关牌子“翻”成某某集团公司牌子,就是局长做了董事长,大小官员论资排辈,各得其所。这种“翻牌公司”通过行放手段强制地集合企业,名为给企业下放经营自主权,并转换政府职能,实质上加强了对企业的控制,扼杀了企业的自主权,实有椰揄改革之嫌。有同志撰文指出:“翻牌公司”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主管机关领导爱权如命,不肯放权但又不得不放,于是乎“摇身一变,乘官船下海”。当上了国家“一级法人”。而权力却丝毫未受损。笔青认为,这固然是“翻牌公司”出现的直接原因,但远非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全民企业的产权关系未能理顺之故。一般讲来,随着全民企业转换     

再谈“女乐”与“娼妓”

在前人的研究中,多把女乐认为是近代娼妓的起源。二者在声色娱人这一方面的确有着重合的部分。然而,不论是从源流、功能性还是从业根本要求来看,女乐与娼妓都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不同。由于北魏时期乐籍制度的产生,越加强化了这些不同。因而不能将女乐与娼妓混为一谈,真正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娼妓的,应是历史上的"民妓"。     

“自由”与“权利”的概念可以并列使用——与尤俊意同志商榷

《争鸣》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了尤俊意《“自由“与“权利”的概念不宜并列使用》的文章,谈了“自由”与“权利”两个概念的关系,认为法律上“权利”的概念的外延比“自由”概念的外延大,因而两者不宜并列使用。这种意见未免过于简单化。大家知道,我国新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关于“自由”,人们曾在哲学范畴、政治学范畴、经济学范畴使用过它,对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