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与上海法制现代化

上海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始于租界。租界当局通过大量移植现代法制,使上海租界法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上海租界的土地章程为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为:为移植现代法制创造了地域条件、为建立租界的自治机构和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为直接移植现代法制作了明文规定等。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主要表现为:现代的法规体系、法规结构、法制语言、审判制度、律师制度和监狱制度等。在上海法制现代化的问题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上海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很不平衡、上海租界法制中有歧视华人的因素和上海租界法制有明显的两重性等。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缩影

传统伦理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当时的法律相融合,共同为统治阶级服务。在现代法制建设中,我国结合实际,批判地继承了古代优秀的传统伦理思想,使其继续发挥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而服务。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来探索其对现代法制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区域法制现代化的新模式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挑战的重要举措,是以区域法制现代化推动法制变革的又一创举,将为中国建立区域经济法制监管新模式提供思路。上海自贸区在区域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应理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厘清投资自由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处理好放松金融管制与加强风险防范间的关系。展望上海自贸区区域法制现代化,其管理体制、海关监管和优惠政策应为未来立法的重点内容,而风险防范和争端解决则是司法的重点内容。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联系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认真总结我国过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江泽民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理论,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区域法治还是区域法制?——兼与公丕祥教授讨论

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忽略了法治与主权的关系,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区域的范围也难以准确划定,而且概念内涵也无法与地方法治进行有效区分。目前区域法治的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但无论是发展意义上的区域法治,还是协调意义上的区域法治,抑或是地方法治意义上的区域法治,都没有能够在法学视角下把握区域问题的本质。区域问题集中在区域合作、区域竞争和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等三个领域,它表明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关系事实上已经处于紊乱状态。因此,需要从中央立法、地方联合立法、区域行政和区域纠纷解决等四个方面加快区域法制建设。     

革命根据地廉政法制建设及其现代意义

廉政法制建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考察了根据地廉政法制建设的产生与发展、具体的廉政法律措施、廉政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区域法治及其实践进路

"区域法治"既包括单一行政区划内的"地方法治"又包括跨行政区划的一体化、合作型法治,是与"国家法治"相对应的法治实践样态,也是国家法治在"地方"的具体实践。在国家整体主义、理性建构主义等视角下,区域法治面临着碎片化、法治动力来源、跨行政区划法治合作等理论争点和实践困境,需要立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法治"规定性,正确对待"区域法治"的客观存在和现实需求,在中央立法主导的前提下,坚持国家法治统一性与区域法治发展性的有机统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并探索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法治合作机制,打造区域一体化的法治市场,增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支持。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研究论要

从法治中国视阈下审视区域法治研究,区域法治在内涵上包括国际性区域法治、大中华范围内区域法治、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又可分为准区域法治、关联性区域法治和综合性区域法治。区域法治研究应该是区域法治建设的当然随行,并且区域法治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法治建设丰富法治中国建设内涵,只有在区域法治实践中才能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法治中国制度形态。区域法治建设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载体,是法治中国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而与此同时,法治中国建设又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方向性指引,并将区域法治经验和成果整合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中来。为此,需要法治中国视阈下推进区域法治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健全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应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必须多方面地营造区域开发和发展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环境、投资环境。     

法制现代化之思考

21世纪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究其实质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而实现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跃进既是这一时代的深刻特征,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应有之义。本文拟就在简要分析西方法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就我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

本文分析了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以及两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 ,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 ,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而且 ,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 ,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 ,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谋”关系 ,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 ,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有益健康的展开。     

论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出现过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其表现形态可以分为一城两治、三治、四治等。这一变迁、终止的主要原因是条约和侵略。上海形成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还产生了结果,主要是给华人的行动带来了不便、提供了法制借鉴、给规避法制带来了机会和造成了对其他城市区域治理的影响等。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区域治理依然存在,但其基础和表现形态与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都不相同。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可以从上海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     

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

近现代中国法制以法律比较为起点,并通过法律比较而发展。近现代中国法制发展曲折徘徊之时,也是比较法学低谷沉默之时。近现代中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法学的复兴与繁荣,都是循着法律比较的途径,并在比较法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比较对于一国法制建设具有不可或缺性,可以说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建设是共命运的。     

试论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以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为例

近代中国不仅出现过租界区域法制,还产生过租借地区域法制,而且它们差异明显。透过这种差异,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的区域法制并为今天的区域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借鉴。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是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的代表,先后出现于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之后。把它们相比较后可以发现,它们有诸多差异,其中包括时空、法律体系、法律内容、司法等方面的差异。构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区域性质、定位、环境等原因。与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相关,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所造成的不同社会面貌、与中国主权受损的关联、对今天区域法制建设的启示等。     

中国区域经济法制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梳理可以发现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区域经济法制建设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特质。行政区划的单元性和独立性导致区域间法制不协调和落实障碍,是我国区域经济法制发展的主要现实问题。反思提速式法律政策化软法包容实体法与程序法兼顾以及冲突法等区域法制建设思维,解决跨区域法制协调问题的补强与创制路径,才是契合实际的区域经济法制建设方向。无论是联动措施补强型地方法制创新型或者中央参与示范型的区域经济法制实践,都仅是解决区域间经济协作领导力和执行力不足的治标之举。未来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统摄下区域间的立法协作与创新才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并有效促进区域合作的治本之道。     

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的法治社会内涵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指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某些区域先行取得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所形成的具有先导或示范意义的法治区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崭新探索。不能简单地认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是传统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法治建设先导区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的先行,是法治发展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无论从理论上而言,还是从实践中来看,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本身都体现出鲜明的法治社会内涵。并且,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型构必须将法治社会作为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在实现了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下理解法治建设先导区域,通过多元社会力量的发挥实现区域法治的先行。     

法律规避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从国家制定法在实践中遭遇的尴尬谈起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从古自今都存在着在有既定国家制定法为法律依据解决纠纷,但人们仍然适用当地约定俗成的习惯、习俗、规则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即法律规避现象.本文指出,在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正视法律规避现象的存在、客观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寻法律规避给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带来的积极启示.     

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

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法治,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法治,在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面对世界或西方却找不到自己的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却过度超前或者阻滞于后;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却墨守陈规或者数典忘祖;面对革命与建设却误判当今法治发展的性质而谬以应对。其实,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必须立足中国并关注世界;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必须同时关注城市与农村的现状与发展;中国现代法治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现代法治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应是以革命作为历史前提的现代化建设。     

财税法制建设:财税改革之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

财税是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财税堪称奠基石,而法治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良法善治。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因此,财税体制改革是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的制度创新,其成功与否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税法律制度建设是新时期财税改革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立法在先,用法制来维护财税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公平性,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效推进各项财税改革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长足进步。     

司法权威之影响因素及其构建:上海实证研究

司法权威是指司法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令社会成员普遍信服与遵从的威慑力量。影响司法权威的因素包括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队伍职业素养、司法效果、立法权威、公众的法律素质、司法宣传等诸多内容。与局部地区的先行法治化相对应,个别地方的司法权威高于其他地方,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上海市以法院为主体,立法机关与政府部门亦积极行动,采取加强司法公开、推进法律适用统一、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提高司法效率、狠抓队伍廉政建设、强化各项执行措施、实施信访终结制度、拓展司法为民、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等举措,为构建和提高司法权威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与时俱进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即礼治、德治、人治、以刑为中心等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