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批判与创新: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三维度分析

在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主导下,近代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具有等级秩序优先的特点,但社会的变迁和民众认知的提升,使得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呈现固守、批判与创新并存的局面。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是兼具宗法身份特征与契约规则意识的二元社会,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变迁在本质上是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近代契约规则秩序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终结了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等级秩序论,转而注重国家的多维度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可说是一种“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自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被破坏,而以契约为本位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因素开始一点一点产生。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不顺利,屡遭挫折,所以产生了明确要求用“契约”文化取代“伦理”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力图从“文化”入手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     

新时代乡村德治建设的若干思考

正一、问题的提出1.乡村道德失范传统中国乡村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熟人社会,通过乡村伦理道德、宗法礼治等来维持乡村的社会秩序。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是伦理本位下的关系社会,乡村社会关系构成的核心理念是儒家伦理道德,乡村社会利益关系从属于伦理道德。从实践上看,在乡村社会,村民交往把伦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周”社会理想、民本思想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宗法等级观念、由官本位思想衍生的官僚主义、小农经济文化心态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阻碍作用。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希望能在不同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提出四点看法：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具有整体主义特质。这种整体主义特质,在经济层面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制度层面生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在文化层面衍生于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结构。同时,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也展现为以整体主义为指向的价值原则,其中,"仁"和"礼"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充分彰显了群体本位原则;"公私之辩""义利之辩"和"群己之辩"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侧面,则分别呈现出尚公、崇义、贵群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但构成了整体主义特质的价值要义,也为新时代中国塑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增进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乃至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进而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义利关系的历史视域与现代视域

“义”与“利”是道德关系的基本范畴,是“人我关系”在利益维度的折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宗法礼治秩序与整体主义的人伦环境,为“重义轻利”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生存方式的深化,重义轻利道德价值观逐渐消融。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传统中国社会服务的心性基础与组织载体

心性秩序与组织结构是社会理论基本的内在/外在视角。本文试图从这一内外视角来阐述传统中国的社会服务机制。传统中国的人的本质是以亲亲为核心的伦理总体,这是社会团结的总体机制,也是社会服务的心性基础。据此阐述了与之对应的以家庭为主要组织载体,以宗族、宗教组织、政府专业机构与民间志愿团体为补充的社会服务组织结构。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服务的反思,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构建合适的社会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论传统孝道与祖先崇拜的伦理关系

传统孝道起源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建立在灵魂不灭与鬼神敬畏观念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丧祭活动来实现的。至西周,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强化、祭祖制度的完善与宗法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最终形成。祖先崇拜的孝道伦理功能在于别人伦差等、感恩、尊老孝亲。二者的有机统一成为维护宗法关系的重要伦理机制。     

略论宗法结构对家族(间)行为与乡里自治的同构性影响

家族是古代中国的基本伦理单元,具有血缘流转与权力交接两个主要功能,并体现出鲜明的排他性特征。家族延续所依赖的宗法原则,逻辑地产生了利用亲缘身份从政治中获得力量和实际好处的寻租空间。依据家族的血缘网络,古代政治构建了"社稷"结构,但这一由"家族"与"社稷"嵌套而成的结构始终没有成熟的制度依托,且造成了家族(间)行为的规范与乡里(基层)治理的缺位。相较于以制度填补真空的现代做法,古代中国的"家族"通过前期的自发聚集和后期的法定组织这两类形式,逐渐演变为地域性的自治组织"宗族",以地域与谱系共同作为准入门槛;而内含的"宗法制度"、"宗法秩序"更与"宗法精神"一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宗法政治文化,对古代中国的家族治理与乡里治理产生了同时同因的维系作用。总的来说,在政治层级结构意义上考察宗族,在政治文化意义上考察宗法,对理解作为政治集体的家族如何共同行动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经济定型之后社会转型若干问题

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远不如前者成功,存在许多值得争议之处。为此,首先需要明确社会转型的四个前提约束条件。在这样的前提约束条件之下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目标模式,就需要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做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其中一个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事业的性质,前一段社会转型出现重大失误的主要原因就是沿用经济转型成功的理念指导社会转型,由此出现了重大偏差,忽略了社会事业自身的三种客观性。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Is the state social or the computer inhuman? Claims for state support and citizenship in post-socialist Georgia

In the discussions of citizenship in post-socialist Georgia, the topic of social entitlements predominates. Soviet social citizenship, which granted the full range of social right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people's current expectations of social rights in Georgia.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essur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Georgian government started reforming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the country. The cornerstone of Georgia's current social policy is a new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 the main principle of which is to provide social benefits to the poorest families as identified by an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nactment of the ‘targeted social assistance’ (TSA) programme in a village in north-western Georgia.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TSA programme, Georgian citizens exercise social citizenship as a practice of bargaining for universal social rights that at present are not achievable for all as the state provides social security only to extremely needy families. The category of social citizenship described by T.H. Marshall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claims of Georgian citizens for state suppor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citizenship causes people to misunderstand the goals of the TSA programme and this ultimately leads to dissatisfaction among Georgia's citizenry.     

谣言可信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功能

谣言是一种据称是真实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说法。影响谣言可信度的因素通常有个体所持的态度与谣言是否一致、谣言的来源是否可信、谣言传播的次数以及针对谣言举出的反例。从个体层次来说，谣言有吸引人们注意事件、还原最初的解释、激活知识结构以解决问题、增加人们探索世界动机的功能。从群体层次来讲，谣言的功能在于对模糊情境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应对威胁等。未来的研究除进一步探讨谣言及其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外，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究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发动机制及如何平息有害的谣言。     

依法保障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行政化色彩严重、公众信任度不高、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因素仍然制约着其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而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社会管理力量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也应该依法保障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探索其发展的法制化路径,比如:进一步简政放权、依法监管、适度问责及法律体系的完善等等,只有依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依法治国。     

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论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于西方,它与西方企业发展程度、社会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联。早期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是有限责任,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则强调扩展了的社会责任。后者促成了消费者主权、员工参与等新的社会观念的产生,从而修正、限制了企业所有者的权力。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将为我们全面、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新思路。     

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管理的任务非常繁重，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伴随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建立社会管理主体间的社会协同机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要研究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构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来认识社会协同机制的真实面目，探究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运作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study of relations: networks as method,metaphor and form

Abstract

Networks have recently become fashionable in social analysis but most of the new network approaches have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the long history of reflections upon the potential of networks as an analytical devi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is paper we chart the developments in networking thinking in two disciplinary areas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enduring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with network thinking as well as its potential. The first half of the paper explores the uses of network approaches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situating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in their broader disciplinary contexts. The authors then show how emerging issues from both bodies of work offer the promise of new kinds of networking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