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美国钓鱼岛政策的模糊性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但长期被日本窃占。近年来，美国多次声称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内，日美两国甚至针对钓鱼岛的防卫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但是，面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美国的政策却是模糊的。美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表示不持立场；在关于“返还”冲绳的决定中态度摇摆，并且拒绝在“返还”范围中写入“钓鱼岛”；对于是否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态度暧昧。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模糊政策，就是企图利用中日争端操控东亚国际关系，掌握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权。     

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但由于日本对钓鱼岛的长期实际控制，以及日方得陇望蜀的野心不断膨胀，使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最为复杂、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正值各界期待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迈上新台阶之际，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主权底线，意图“购买”和“国有化”钓鱼岛.     

日本民主党政权“国有化”钓鱼岛的动因

出于所谓"稳定管理"的目的,日本民主党政权出台了钓鱼岛"国有化"政策。该政策的出台是日本现任政府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危机而采取的自保举措,其主要目的是抢占舆论战先机、反制地方势力、不予反对党攻击口实以及迎合美国的亚太政策调整。"国有化"虽无国际法理上的根据,但却有国际政治的象征意义,加上该政策出于极为功利的政治动机而又无明确的政策目标,故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其施行的结果不仅有造成钓鱼岛问题完全失控之虞,也容易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甚至将损及日美关系,最终可能使日本现政府深陷困境。     

日本“购岛”之举的国际法效力解析

日本“购岛”事件涉及私法与公法两方面的法律效力，私法方面涉及的是不动产所有权问题，公法方面涉及的是领土主权问题。这两种法律效果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应被混淆。私人财产所有权不能违背公法上的领土主权。日方单方面的“购岛”行为目前仅在单边维度上合法有效，而在双边和多边维度上则因违反公法而无效。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变动不产生国际公法上的效果。因此，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不具有国际法效力。     

日本政治右倾化和钓鱼岛问题

日本政治的右倾倾向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外交政策、军事、许多日本政治家多次“失言”等方面。公然挑起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果。地理条件、历史文献、国际法等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把中国的钓鱼岛据为己有     

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因日本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僵局.具有强烈保守理念的安倍上台后,不仅没有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反而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其外交路线乃是服务其政治追求.安倍力推联美遏华战略,同时积极致力于建设强权国家,中日关系正被其推向对抗状态.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中日关系氛围，使中日关系复杂化。日本国会议员虽然不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中的亲台议员又具有“幕后性”、“跨党派性”、“组织性”、“秘密性”与“两面性”等特点，正是他们常常干扰日本对华理性决策，以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理性应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幕后活动及其不良影响，以便为拓展对日外交、促进日本对华友好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条件。由此，研究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其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政策意义。     

中日安全关系发展态势及中国的应对

安全关系不仅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制约中日关系整体改善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日安全互信持续走低,两国安全关系一路下滑.中日安全关系态势主要表现为钓鱼岛争端上中日安全关系仍持续紧张、日本的各种举动加剧了中日安全互信的缺失以及中日安全对话迟滞等.由钓鱼岛争端而来的中日安全关系之态势演进显然已超出钓鱼岛争端的互动范围,具有深刻的内外原因.从近期前景看,中日安全关系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中国应该采取措施,包括加强两国政治安全互信,对日本施加必要压力促其调整,争取周边国家,不给日本留介入地区问题的“抓手”,以及加强两国民间的沟通理解来推动中日安全关系的稳定.     

探讨中日东海划界争端中的法理因素

中日东海划界争端应充分考虑法理基础，日本以“中间线”方法作为海洋划界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可依、无据可查、无效可言的“三无”主张，冲绳海槽实为东海大陆架和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钓鱼岛诸岛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中日东海划界争端问题的解决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并应从具体问题做起。     

从地图等历史文献看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的荒谬性

日本政府主张,1895年初将钓鱼岛"划归冲绳"时,该岛属"无主地";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对钓鱼岛表示了"明确的领有意志",民间人士对钓鱼岛的"开拓"则是重要证据;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是因为发现了石油.笔者通过查阅地图、文献、日本政府文书等资料发现,日本政府1885年即清楚了解钓鱼岛上存在清朝活动痕迹,从1895-1967年的日本地图中很难看出日本曾明确对钓鱼岛的领有意志,外界亦难以知晓日对钓鱼岛主权主张,日本政府蓄意夸大了古贺家族对钓鱼岛的"开拓事迹",其强化对钓鱼岛的主权宣誓与钓鱼岛海域发现石油存在时间上的紧密联系.     

《旧金山和约》与日本领土处置问题

战后以来,日本利用非法的《旧金山和约》,以种种伎俩企图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据为已有。《旧金山和约》违背了反法西斯联盟“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和盟国一致原则的约定,是对盟国处置日本领土规定的否定;日本背弃了在战败投降时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的多次承诺;美国也从来没有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中国为收复钓鱼岛主权做了不懈努力。因此,日本将《旧金山和约》作为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历史和国际法“依据”,是回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自欺欺人的谎言。     

琉球群岛法律地位初议

近年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矛盾持续升温,钓鱼岛争端更是呈现出白热化趋势。日本政府自2012年9月以来通过制造所谓钓鱼岛“购岛”闹剧和军舰巡航、蓄意围堵中国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正常作业等非法措施,妄图将对钓鱼岛的侵占上升为法理事实,从而导致中日之间围绕该问题的摩擦骤然加剧。这一过程折射出中国在中日领海主权争端中总体上处于被动局面。     

试析马英九当局对日本“购岛”事件的反应

在此一轮钓鱼岛争端中，台湾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马英九当局尤其针对日本“购岛”闹剧采取了一些激烈动作，表现出捍卫“主权”的政治决心。与此同时，由于争取渔权、深化与日本经济合作的现实考量如影随形，马英九当局又表现出“无奈的投机”。马当局提出“东海和平倡议”，旨在以巧实力发声，彰显自身存在，拓展国际空间。马当局竭力避免钓鱼岛问题波及日益稳定的美台关系，并坚拒两岸联合保钓，但客观形势却使两岸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默契。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威胁和国内“新左派”对美国自由主义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回击。其政策主要是反对扩大政府的权限、主张“小政府”；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法律和秩序，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反对“福利国家”，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重视市场发挥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其对外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和实力，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制度和道义；反对“集权主义”，反对激进革命，坚定不移地反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新保守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当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得势是美国政治思潮钟摆现象向右的又一次回归     

战前日本研究华侨的历史概观

日本的华侨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地域上说，首先是从研究东南亚的华侨开始的；从内容上看，最初是从调研华侨一般状况入手的；以目的而论，当时主要是为了搜集中国和东南亚的情报，以配合侵略中国和“南进”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研究。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产业革命迅速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已成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日本不断提出海外殖民扩张的要求，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朝鲜、台湾，并显露争霸太平洋的野心。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已有一些“思想家”主张“海外雄飞”、“…     

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及其背景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978年,中国领导人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提议将此一问题留给后人解决,并得到日本的首肯。但是,1996年7月以来,日本的右翼团体先后4次在我钓鱼岛寻衅。为此,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日本方面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港、澳三地的中国人也撰文谴责日本的扩张行径,并数次组织“保钓运动”。 经过 7月15日,日本一个名为“日本青年社”的右翼团体登上钓鱼群岛的北小岛,竖立起一高5米、重210公斤的巨型太阳能电池式铝合金灯塔。该塔可为30公里以外的船只提供航行标志。这个右翼组织向日本海上保安厅申请批准将此塔作为航道标志。 8月上中旬,“日本青年社”和冲绳县一名为“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防卫协会”右翼团体先后两次登上钓鱼群岛主岛,并进行了设置大型木制太阳旗等活动。 9月9日,“日本青年社”因7月15日所建灯塔被台风刮倒,再次登上北小岛,重新建起一个与原来规模相同的灯塔。     

论日本中曾根的《治国方案》与小泉政府的两手策略

近10年来，日本经济长期不振，政坛不稳，社会秩序恶化。同时，右翼势力急剧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纷纷提出改革方案，如前首相中曾根就“日本应如何摆脱国家危机”而提出了所谓“治国方案”。但这个“治国方案”是重蹈历史覆辙的方案，它拯救不了当前日本面临的危机。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政权后，为了转移日本社会的矛盾，配合美国的亚洲战略，对华采取了强硬政策，妄图“孤立”和“围堵”中国，使中日关系陷入了危机状态。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日本“中国威胁论”的成因及其消弭措施

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在日本曾一度沉寂的“中国威胁论”又迅速蔓延，并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泛起的缘由很多，其中两国问观念层面的互动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建构主义看来，观念互动可解决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因此，重视中日两国政府间、思想界及国民的各种观念交流和思想交锋，达成中日两国间的观念互动，是消弭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重构中日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有效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