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走私自洗钱行为的认定和处罚

<正>【裁判要旨】走私犯罪分子将走私的犯罪所得存入自己或他人的银行卡,属于通过转账或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构成洗钱罪。洗钱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行为只有同时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与特定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才构成洗钱罪。涉走私自洗钱的犯罪对象是行为人通过走私获取的利润及其产生的收益。走私犯罪分子（包括共犯）实施犯罪后,掩饰、隐瞒走私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应当对走私犯罪和洗钱罪实行数罪并罚。     

自洗钱及上下游犯罪行为的准确认定

<正>【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标志着我国洗钱罪的结构转型,现阶段洗钱罪已逐渐脱离影响司法正常活动的赃物犯罪,其法益应理解为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进而区别于事后不可罚行为。自洗钱与非洗钱可通过是否使财物性质发生“化学反应”及结果上是否侵害金融安全法益来判断;上游犯罪行为人与他人在事前具有洗钱合谋,具体构成上游犯罪还是自洗钱的共犯,应以他人是否仅就洗钱进行合谋,及是否实质影响洗钱行为的计划制定来具体区分。     

洗钱罪司法实务疑难问题探讨

在办理洗钱犯罪案件中,应根据上游犯罪侵害的法益,结合具体洗钱手法,将上游犯罪所得限定为源于上游犯罪并且可以成为洗钱罪犯罪对象的非法获利部分。同时,应从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主观意图和客观功能方面,对洗钱行为加以实质把握。自洗钱入罪后,行为人既有上游犯罪行为又有洗钱行为的,应数罪并罚;司法机关应根据行为人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具体内容指向认定共同犯罪,对于仅共谋和实施事后帮助洗钱的行为人宜只认定为洗钱罪。     

洗钱罪比较研究

一、洗钱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其比较根据《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利用金融机构帐户、现金交易等手段，隐瞒和掩饰其性质和来源，使其成为合法收入的行为。（一）犯罪客体。我国法学界有四种学说：1．简单客体说。这种观点认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金融制度。①2．双重客体说，认为“本罪不仅侵犯国家的多种管理秩序，同时侵犯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主要是破坏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活动。”②3．三重客体说。认为本罪的客体包括司法机关的活动、…     

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及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对策

2006年6月29日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内容涉及多项犯罪规定,其中对《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规定也作出相应的修改,扩大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种类,将清洗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和收益纳入洗钱罪范畴。这一修改不仅有助于加大对洗钱犯罪的刑事打击和惩罚力度,而且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行为的认定争议及解决

洗钱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其与上游犯罪行为既有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上游犯罪行为与洗钱行为的区分,应当重点考量以下几个方面：从侵犯的法益看,洗钱行为既侵犯了上游犯罪保护的法益,又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对于侵犯双重法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洗钱犯罪;从客观行为和主观犯意看,洗钱行为客观上具有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的故意;从处理原则看,宜将洗钱视为特别法条,将上游犯罪视为一般法条,运用特别优于一般的原则进行处理。     

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之扩展

洗钱罪上游犯罪扩展问题一直是我国洗钱罪相关立法研究的争议焦点之一。影响洗钱罪上游犯罪扩展的重要因素包括保障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的目的、惩治严重犯罪活动的最新态势、我国需要履行的国际公约义务、反洗钱义务主体履行反洗钱监测的有效性、洗钱罪上游犯罪对我国金融秩序、金融业态的冲击以及对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害等。而在严重犯罪程度的界定标准上,除了要考虑有期徒刑之外还要考察犯罪所得。为加强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应当结合我国洗钱犯罪与涉税犯罪、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日益交融的现实情况,将上述犯罪纳入反洗钱的上游犯罪范围之中。     

自洗钱犯罪案件的审查要点

自洗钱犯罪主要包括“转账”型、“存取现金”型、“交易”型等不同行为类型。在行为人拒不承认“掩饰、隐瞒”故意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转移、转换方式等因素进行推定，同时允许反证推翻。自洗钱犯罪具备“金融秩序+司法秩序”的法益侵害特征，应当从反洗钱法律的相关规定出发，将洗钱罪侵犯的主要法益从“金融管理秩序”这一抽象概念，转变为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管理制度，准确划定自洗钱犯罪圈。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重构与运用

当前刑法理论对包括保险诈骗罪在内的金融诈骗罪的解读,由于深陷财产犯罪的模式而存在重大缺陷.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不是金融机构的财产权,也不是金融管理秩序.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在内容上的空洞化与价值取向上对金融机构的偏向性保护,不仅使得对金融诈骗罪的理解难以摆脱财产犯罪的模式,也无法为其教义学构建指明应然的发展方向.对金融诈...     

洗钱罪司法适用的观察、探讨与反思

近年我国日益重视对洗钱犯罪的惩治。洗钱罪的成立并不限于上游犯罪结束，但应在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产生后，上游犯罪实行行为组成部分的“提供资金帐户”等行为，系上游犯罪实行行为本身，不应再评价为洗钱罪。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系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洗钱罪中“洗白”的含义逐步被淡化，洗钱罪已演变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等七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行为人取得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自己投资房产、汽车、股票或者转移至境外的，应认定自洗钱，符合刑法规定的，成立洗钱罪；自洗钱行为人将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单纯的藏匿或者日常消费的，不宜认定为洗钱罪。我国未来应更加重视对重大洗钱案件的查处，确保本罪的精准有效适用。     

自洗钱行为的理解与适用

<正>洗钱罪从1997年设立,截至本次《刑罚修正案（十一）》,共经历了三次修改。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第七条对洗钱罪原条文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将恐怖活动犯罪增列为本罪的上游犯罪,提高了单位犯罪的法定刑。此时洗钱罪上游犯罪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第十六条对洗钱罪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将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增列为上游犯罪,     

浅析赃物犯罪的未遂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理论上称为“赃物犯罪”。赃物犯罪作为妨害司法罪的一种犯罪形态，它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妨害司法机关顺利追缴赃物与从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正常活动秩序”。但是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行为人对赃物的掩饰、隐瞒行为没有妨害到或足以妨害到司法机关正常的活动秩序，那么，这种情形应否认定为未遂呢？     

金融安全的刑法保护边界

当前社会发展转型导致金融犯罪屡见不鲜，亟需优化刑法规制模式。对于金融犯罪的侵害法益，既不能泛化地扩张解释金融犯罪的社会化危害性或法益内涵导致金融管理秩序被破坏，又不能过度地限缩解释导致金融犯罪行为与金融管理秩序脱离，而是应该客观地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基于防范法律所不允许的不当金融风险的法益实质进行刑法解释模式。在区分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时应该强调对金融创新的合理监管，并运用“穿透式”监管方式来准确把握各类新金融现象，实质判断金融创新活动是否构成犯罪。在金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认定过程中，需要结合法定犯语境来贯彻法秩序统一的基本解释方法，尽可能保持刑法中规范构成要件与金融法律中的规定一致。在判断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时，如果金融法律规定明确，则行为人不能以不知法作为免责事由，而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可能以违法性认识错误难以避免来出罪。     

对单位构成赃物犯罪的思考

笔者认为，单位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同样具有刑事可罚性。第一，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角度来看，单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同样妨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单位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往往涉及面较广、数额巨大，甚至涉及金融领域，其整体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个人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如果单位的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利益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而不对单位及其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话，无疑是在放纵犯罪。第二，从责任主体与责任承担的角度出发，对单位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洗钱罪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进行漂白的行为，具有和上游犯罪完全不同的性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来公布的两批洗钱罪典型案例中，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关系的表述实质上都坚持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这为准确认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罪数形态奠定基础。对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所实施的类似洗钱的行为，或者使用洗钱的方式接收犯罪所得的行为，应当作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认定为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实施的洗钱行为，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既可以由行为人直接进行，也可能通过其他人进行。对于受贿人委托行贿人代为保管受贿财物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对财物实际控制的时间点。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几个实务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依附于上游犯罪基础之上的下游罪名。上游犯罪不成立,犯罪、隐瞒犯罪所得罪也不应成立。行为人主观方面,可以法律推定明知,也可以事实推定明知,允许行为人作出合理解释。认定"以其它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时,应该综合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行为是否具有主动性、是否妨害了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司法活动三方面进行判断。     

试论洗钱罪的立法完善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 ,结合打击洗钱犯罪的需要 ,借鉴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 ,我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应将贪污贿赂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实施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本人对犯罪所得赃款、赃物进行清洗的 ,应定洗钱罪 ;在对犯罪收益没收上 ,采取混合没收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协助他人掩饰毒品犯罪所得行为之定性研究——以汪照洗钱案为例的分析

洗钱罪是一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此类性质的案件逐渐增多,加大对该罪的规制日益重要。我国对洗钱罪的立法规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严密的过程。洗钱罪在行为、客体和罪责方面有一系列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处理也面临很多困难。通过汪照洗钱案的审理可以发现,目前洗钱罪的明知问题、与上游犯罪的关系问题以及该罪与赃物犯罪的区分问题还存在争议,从理论上进一步明晰十分必要。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预防洗钱的措施和洗钱犯罪的认定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必然会对我国洗钱罪的修订产生重要影响。上游犯罪的范围是洗钱罪犯罪构成的重要方面。从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义务、借鉴其他国际条约和我国反洗钱法律的规定以及洗钱罪主观方面的认定等角度出发。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应扩大至一切能产生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犯罪，并且应扩展至域外犯罪和本犯实施的犯罪，从而实际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指导性要求和实质精神相一致。     

洗钱罪的认定及处罚

修订后的刑法将毒品犯罪中的洗钱罪修改补充规定为一般的洗钱罪。本文认为该规定是我国新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的具体体现，并就该罪的概念、犯罪构成要件、刑罚适用等问题作了简明探析，明确提出洗钱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其内容主要是侵犯了社会主义金融管理秩序，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本文对如何理解和把握该罪的犯罪对象和“明知”、如何划清该罪与其它犯罪的界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