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我国国家赔偿范围的理论思考

基于《国家赔偿法》的混合法性质,应对现有国家赔偿范围进行扩展,可将立法赔偿、军事赔偿、抽象行政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等非人身财产权造成的侵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论国家赔偿范围拓展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应就现存的行政赔偿及刑事赔偿范围进行适当的拓展。     

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数对内部行政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救助和司法救济,体现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权利。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分析,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行不仅具有必要性还具有可能性。因此,应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最低限度的程序制约,对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内部行政行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浅议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随着国家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现代行政职能和任务的日益深入发展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步提高,作为国家赔偿核心的行政赔偿范围日益具体和细化,并逐步扩大。我国《国家赔偿法》虽对行政赔偿范围进行了规定,但赔偿范围仍然较小。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等行为,《国家赔偿法》皆未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从实践中看,行政不作为作为最严重的行政侵权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因此国家赔偿法将行政不作为明确纳入赔偿范围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由两起行政不作为案件引起的法律思考

案件1：四川农民伞茂润因受“疯子”郑某的累累骚扰而求助于当地派出所．但派出所总是借故拒绝救助。1998年5月19日晚9时，郑“疯子”又一次来到李茂润家楼下向李要钱，李茂润见“疯子”砸烂了门要往楼上冲，急忙给派出所打电话反映，派出所距李茂润家只有200米远，但时隔半小时都没有人来。眼看郑“疯子”已持刀冲上楼来，李茂润为了求生，     

行政听证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听证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民主、公开的原则，实现了“阳光政务”，赋予了行政相对人知情权，避免了行政机关的“暗箱操作”。但其运作毕竟是一种高成本的行政程序。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公正与效率的矛盾，成本与收益的冲突。哪些应该采取听证，哪些又不适用听证，正确解决听证的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高校惩戒学生问题探讨

高校惩戒学生范围广、自由裁量权大,将间接或直接地对学生的身份、名誉、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等权利构成不利影响.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下,将高校当作“独立王国”,高校惩戒学生的救济方式只有内部申诉一个途径.从行政法治的角度来看,必须将高校非属于学术自治范围以外的惩戒学生行为纳入司法救济的渠道.     

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及其国家赔偿

我国《国家赔偿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出台之前对违法的行政不作为未明确规定国家赔偿。但是《批复》中的解释暗含了过错原则的适用。这实际上使国家赔偿范围有所缩小。文章主张引入"必要条件"来解决这一缩小国家赔偿范围的问题。     

我国行政赔偿范围及其立法完善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赔偿范围则是行政赔偿的核心内容。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确定的行政赔偿范围过窄,未能体现国家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也不利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为顺应国家赔偿制度的世界发展潮流,有必要对我国行政赔偿范围予以拓宽,以推进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完善。     

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制度和赔偿立法应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总原则。我国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采用违法原则为赔偿的归责原则。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违法原则中的违法有以下三层含义:1.违法是违反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而不包括规章;2.违法指的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违法;3.违法是一个客观标准,指职权行为在客观上违法。在实践中运用违法原则处理国家赔偿应注意两个问题:1.违法原则是确定国家赔偿的关键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2.法定的免责情况,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论行政行为的效力形态

当前学术界关于行政行为的效力形态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形态的认识。缺陷的缘由在于未能从效力层次出发来解释行政行为的效力形态。只有结合行政行为的效力层次才能明晰行政行为的效力形态。     

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的特质性探析

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行政赔偿的原因行为具有职务性,损害赔偿结果具有 限定性,因果关系具有逻辑性。     

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分类的再认识

行政行为抽象与具体的分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应然性充分体现了该分类存在的价值,在分类基础上对抽象行政行为作全面研究,其进入行政诉讼的过程对法治的推进、人权的保障、实现宪法可诉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都大有裨益。在这一过程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分会越发模糊,随着其上述使命的完成,该分类存在的必要性也会逐渐减小直至消失。     

行政补偿的法律性质探究

要想对行政补偿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则必须对行政补偿的性质进行深刻剖析。行政补偿本身的属性不是责任。它在行政主体主动实施积极合法的行政行为的情形下,是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公法上一种法定的义务,在行政相对人主动实施无因管理行为的情形下,又是行政主体一种补救性具体行政行为。     

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讨

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及民事审判实践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公民的精神权益得到了民事法律的全面承认与保护。但是,同样是侵权,在国家权力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其遭受精神损害的时候,《国家赔偿法》却没有相关的应予赔偿的规定,使当事人的精神损害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与救济。《国家赔偿法》在这一方面的立法缺陷,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不合理,也不符合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我国行政程序法问题浅探

行政程序立法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消除传统文化不良因素影响和保持行政程序规范统一的需要。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已具备可行性。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为程序法定原则、公开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行政主体及利害人关系、行政立法、行政活动和法律救济。     

非政府组织行政法律责任的建构

非政府组织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组织,其并非政府,却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行政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法律责任问题研究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规范非政府组织发展,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本质是对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知情权的尊重和法律宣示,并通过为行政主体设定一项程序性的“理由说明义务”加以保障。各国行政程序法对于“理由”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认为行政主体应当向行政利害关系人说明的理由是: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是行政行为的理由不是指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是指行政主体之执法人员对于法律依据的解释、演绎、对案件事实的归纳、法律定性以及做出决定时所考虑的在法律上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三是行政行为的理由既包括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又包括行政主体对案件事实的归纳、定性和对法律的解释、演绎的逻辑推理以及做出决定,特别是裁量性决定时所考虑的其他因素。各国对于须说明理由的行政行为范围的界定,大致有三种做法:一是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须说明理由的行政行为的范围;二是明确规定不须说明理由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其他行政行为均应当说明理由;三是仅以列举方式规定应当说明理由的行政行为的范围。     

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责任政府的保障

在新世纪，中国需要一个由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控制的责任政府。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既是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也是责任政府的现实保障。追究行政赔偿责任，有利于增强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政府行政的责任性，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     

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与效率

行政立法程序既应追求行政行为的效率,又应追求立法行为的民主。在民主与效率之间,行政立法程序应以民主为更高的价值追求。针对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立法的现状,在行政立法准备制定阶段应建立更为民主的制度,但同时也不能忽略行政立法程序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