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接受与批判

韦伯合理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卢卡奇在接受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从合理化到物化、从新康德主义到黑格尔主义的转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合理化理论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主题,并将其源头回溯到同一性哲学,且立足黑格尔主义批判韦伯的理性概念和方法论;马尔库塞一方面承继合理化思想,另一方面激烈批判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概念,两人的差异明显地存在于批判立场与描述立场、乌托邦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对峙;哈贝马斯揭示出韦伯社会合理性概念的狭窄性,力图借助交往理性范式突破韦伯合理化困境。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工具合理性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项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制度 ,兼具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村民自治的工具合理性在于它推动了乡村的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一、村民自治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乡村直接民主制度 ,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1 村民自治培养了一批乡村的政治精英 ,有利于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第一 ,在民主选举中 ,广大农民将素质好、能力强、作风正、乐于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才推举为他们的领头人 ,有效地改善和加强了村级干部队伍。民主选举不仅使村级干部结构和素质得到优化…     

公共行政双重合理性契合与服务型政府构建

现代化的过程是走向合理性的过程,立足于形式合理性,韦伯建构起以手段和程序精确计算的官僚体系.形式合理性成为主导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预设,但它存在偏颇,必须积极加以规避.建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契合的公共行政,与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共进的同一过程.必须积极从多个层面协调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推动二者的契合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社会转型中的理性与道德——兼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理性与道德的关系被又一次推向历史前台。本文从韦伯的"合理性"判断出发,探讨了理性与道德的复杂关系。理性作为一个多向度的概念,道德曾经是"实质合理性"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形式合理性的膨胀,理性逐渐流于形式而疏远于道德,其内涵缩小为以利己为中心的经济理性。这一转变导致了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道德沦丧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信息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日益壮大的"道德技术"却使理性与道德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论“以德治国”的操作合理性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本文对中国历史上德治的源起、德治的文化定位与政治定位 ,以及当代德治的学理合理性和操作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历史上的“德治”是对于构成君主政治的全部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概括 ,当代德治显然不会是传统德治的简单重复。在现代社会理念的观照下 ,法制与道德是社会政治管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不可偏废 ,缺一不可。而把握“德治”的操作合理性将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关键 ,否则 ,人们期期以待的当代中国道德文明仍然不免是画饼而已。     

中国乡镇政府民主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条件的思考

民主决策的合理性反映了决策活动的规律性,而合法性需要制定规范决策活动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及其依法决策。本文以中国的乡镇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分析民主决策概念、乡镇政府决策活动的特点及其民主决策必要性等若干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乡镇政府民主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条件问题     

有效教学的合理性诉求

有效教学作为一种"好教学"理念的象征,近些年在教育界广为流传和认可,然而,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概念不统一、评价标准不统一、理论缺乏逻辑、实践中难以有效操作,究其原因是人们未能真正认识和把握有效教学的本质——一种教学合理性的追求。     

韦伯理想型官僚制理论述评

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哪一个概念能与“官僚制”一词同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行政学理论中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一直备倍受重视，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就更加引人关注。本文主要对韦伯的理想型官僚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定位、核心与内容进行重新梳理，以求对聿伯的官僚制理论追行全新的、系统的理解与阐释。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合理性是科学理论的本相

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极力反对科学的合理性,可是合理性无论如何是科学理论的本相——这主要表现在它的抽象性、符号性、非自然性或非显然性、因果性、一致性或连贯性、系统性或条理性等方面。     

论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为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以执行网络为基础,以协作性治理为补充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创新成为新趋势。但是网络化管理和协作性治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从中性的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政策执行的手段性功能,相对忽视了这种方法创新本身的合理性。为了克服工具主义的片面性,需要自觉认识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及协作性治理作为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论网络文化的价值合理性

正作为工具价值合理性的网络文化网络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载体,是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网络不仅是一种传媒技术与社会现实,而且是一种文化现实即一个新兴的文化形态或业态,就是说,网络文化是文化本身以网络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的,执政党无时无刻不生活、工作在文化之网中,且由于执政党在现实政治领域的特殊地位     

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年来,市民社会无疑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哈贝马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对市民社会思想作出了突出的阐释。在追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基础上,通过对哈贝马斯两个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的阐释,彰显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独特视角——文化视阈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并进而揭示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

公共政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调控和管理社会的规范体系的一部分。作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应当与现行法律相一致;作为行动方案,它应当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如果合法性或合理性欠缺,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就有可能因遭受抵制而无法发挥其作用。     

对韦伯“理想类型”、帕森斯“模式变量”的比较研究

韦伯“理想类型、帕森斯“模式变量”的提出或许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两者都是对经验现实进行分类比较和分析解释的概念工具，反映了韦伯和帕森斯在概念抽象和经验现实关系问题上的某种共识。     

社会发展合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价值哲学的一个结合点

合理性问题与发展问题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社会发展合理性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特定内涵。事实与价值的内在联系规定着社会发展合理性何以可能,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尺度由此而来,同时又有着特定的规定性。作为思维方式、作为发展过程、作为发展状态、作为人类活动方式的社会发展合理性是社会发展合理性应当蕴涵的基本规定。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实现应当构建观念层面的社会认识的规范机制、制度层面的社会建制的保障机制及社会发展主体的内源性机制。     

从"父权制"到"性别契约"和"性别化的福利模式"——父权制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分析

父权制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可谓几起几落。从家庭领域的“家父权”向社会生活领域扩展，从“父权制”向“社会性别”的转变，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视角对父权制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新建构。到目前为止，对于很多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父权制理论依旧是分析性别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     

论行政双重合理性的基本涵义及其契合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忽视形式合理性,到单纯强调形式合理性,再到突出公共性,促进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契合等几个阶段。对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契合要件的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的行政改革。     

我国商品房价格合理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在肯定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目前由于房地产经济过热以及我国部分城市“炒房团”的存在,使我国商品房价格呈现出快速上涨的态势。快速上涨的房价超出了居民的购买力,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的现象严重。因此,从理论上探讨商品房价格的合理性问题,为宏观调控提供依据,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