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东西扶贫协作助推西部脱贫奔康——关于浙乐扶贫协作的调查与思考

自2017年乐山市"三县一区"和浙江"两区一县一市"开展东西扶贫协作,突出产业扶贫、汇聚多方力量、注重智力扶贫,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考核指标不统一、高质量发展基础薄弱、彝区劳务输出意愿低、政策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要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拓宽扶贫项目投资门类、创新民族地区劳务协作模式、完善政策机制,以便更加有效地推进浙乐扶贫协作。     

对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几点思考

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举措包括:构建结构、调整机制、集约经营机制、市场拉动机制、转移就业机制和政策保障机制。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易地扶贫搬迁困境及出路研究

地方政府、村干部和贫困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易地扶贫搬迁中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一方面,部分地区扶贫搬迁规划地方政府说了算、贫困户名额和脱贫名额村干部说了算、是否贫困及是否脱贫贫困户自己说了算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中愿意搬迁和能够通过搬迁实现脱贫的可能并非是最困难的贫困户。大数据技术可以提高扶贫搬迁项目科学性水平、助力完善贫困户脱贫退出机制、实现对贫困户的动态跟踪帮扶。通过将大数据技术融入精准扶贫全过程、完善扶贫财政保障机制及人才队伍培育机制,可以保障技术、资本和劳动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发挥最大效用。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学习贯彻云南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推进云南产业转型升级,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力度、构建对外开放机制、完善人才保障、加强政策支撑等措施,推进云南产业转型升级,努力闯出一条产业跨越式发展之路。     

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宏观思考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对＂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扶贫包括政府扶贫（政府扶贫机构扶贫和政府所属各部门扶贫）和社会扶贫（社会非政府组织扶贫和财富拥有者扶贫）。＂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要将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统一起来。战略目标：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战略措施：构建＂大扶贫＂格局;政策体系：政府的职能责任、民营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全社会志愿精神的统一;特殊政策：加大对特殊地区的扶持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好的人才环境,从政府角度出发,人才评价、激励和保障体系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从人才需求、政府需求、企业需求三个维度出发,结合人才的基本理论,完善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奖励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克服"曲高和寡"、评价形式主义、人才壁垒等问题,需要解决人才的公平有序的评价机制,让人才有创业干事的信心,杜绝人才的后顾之忧,能集中力量搞科研;强化职称制度改革,向工作业绩倾斜;强化本土人才培养,提高人才的忠诚度。     

困境与出路: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权之法律保障探讨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留守妇女,其发展权保障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法治是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权实现的重要保障。应当通过加强立法、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司法救济、培植维权组织等措施来强化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权之法律保障机制。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发展路径——以S省B市为例

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群众基本民生需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S省B市为研究样本,经调研,其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实践中仍面临平台建设水平不高、功能不全,公共法律服务投入不足、保障机制不健全,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部分服务供给质量不高,缺乏有效监督、评鉴机制尚待完善等一系列挑战。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相关经验,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需深化平台功能建设,提升平台服务运行能力;强化政策支持,健全常态化保障;创新法律服务供给机制,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完善评鉴机制,提升监督效能。     

珠三角城市间环境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珠三角在环境治理中存在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问题,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合作治理难度大。制约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主要是政府政策规划不协调,综合决策缺位;跨政区环境治理合作缺乏法制基础;生态区的整体性与行政空间的分割性的矛盾;城市间环境管理合作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建立有效的政府合作机制十分必要。政府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实际上是一套制度体系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涉及环境管理决策、管理执法、保障等多个环节,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需要构建环境管理决策的协作机制、环境管理执法的协作机制、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机构、环境协作治理的信息系统。     

浅析无缝隙政府与“公调对接”机制——以N市为例

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的＂公调对接＂机制,在实现公安机关与相关主管部门、市场组织、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等社会资源整合的同时,还满足了群众快速多变的需求,并进一步解放了警力,实现了社会稳定。该机制的构建与无缝隙政府的追求有内在一致性。＂公调对接＂以顾客、竞争及结果为导向,通过一站式服务等形式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加强部门之间协作。当前,应根据＂公调对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无缝政府理论为导向,从推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主体机制及创新责任机制建设等方面完善＂公调对接＂机制。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队伍建设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队伍建设,是云南省检察机关队伍建设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职业保障机制不完善、培训管理模式不科学、工资福利待遇较低等因素导致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人才难进、人才难留、人才短缺。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检察工作的全面协调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亟待通过强化职业保障措施、实行人本化管理、完善教育培训等措施,加强和改进队伍建设。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工具主义贫困治理的内在张力与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中的国家自主性是中国式贫困治理成功的制度密码。然而在精准扶贫中,同时存在因国家过度运用工具理性的政策手段提升自主性,导致官员形式化应付、数据俘获治理、"交换式"干群关系等消解国家治理有效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工具主义僭越和协同治理缺失是国家自主性流失和贫困治理绩效缩水的主要原因。从国家与社会嵌入协同的视角,形塑基层官员的责任政治观念,构建政府组织内部跨部门协同机制,探寻政府与企业、贫困户之间伙伴式协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与机制创新

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面临新形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上涨到新高度,引发许多新难题: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升级换档",需要新的体制安排,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脱节,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科学把握等;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创新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多元化,完善投入保障机制,扩大群众自主参与机制,优化服务方式,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体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农村社区良性发展路径探究

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目前,我国农村社区主要存在资金短缺、资金投入率低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应以健全制度政策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为保障,以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为基础,从完善社区发展需求表达机制、构建社区与社区居民交流互动机制、创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管理模式和建立分级负责的公共服务供给财力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寻求农村社区良性治理的方案。     

跨区域警务合作政策执行问题探析

从第三代政策执行理论视角发现,我国跨区域警务合作的现实困境主要是由于地方各级政府的合作动力不足、缺乏相应的经费保障或者没有适当的补偿机制等。因此,推动跨区域警务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必须以"合作互惠"理念来推动区域警务合作、丰富警务协作内涵、构架警务协作的网络机制、强化警务协作信息的共享、并加强区域警务合作立法工作。     

组织化过程中政策工具与组织协作的协同关系分析——基于1989-2019年城市社区服务的政策文本研究

组织化为政府推进城市社区服务供给提供了持久动力。政策工具与组织协作是共塑组织化的重要因素,经资源输送联接以制度化形式嵌入公共政策中。在政策工具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政策工具维度与组织协作维度的分析框架,以1989年至2019年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117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经研究发现,二者的协同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通过资源俘获行为、工具校验机制与服务累积效应共塑了协同关系的生成机理,及资源交换与资源分配、组织协作重心下移与组织协作横向扩散共塑了协同关系的生成路径,其共同推动组织化过程导向渐进组织化。在此过程中,政府推动组织化的治理策略倾向以强制管控为保障,偏好向上收拢控制权;以资源供给为杠杆,偏好运用行政资源提取社会资源。     

高校志愿者服务长效机制的模式构建初探

高校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建立需借助政府、社区、园区多方力量支持和辅助才能得以实现，具体包涵志愿服务信息交流机制，志愿者组织管理和激励机制，意外风险保障机制等。通过志愿服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完善组织管理，根据服务志愿动机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