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反思——浅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人成为社会的人的同时,也变成了邪恶的生物,人和世界从那么一个遥远的时代,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1]卢梭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发掘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深刻揭示了社会的贫困,罪恶和奴役皆以私有制为基础,并论证了暴力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合理性。这些论证中时而充满唯物辨证法思想,时而又陷入唯心主义僵局,在对一个个概念和一条条逻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在卢梭的启示下,找到自己关于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的看法,进而更为理性的凝视当前的社会和自己的人生。     

"自由不可知"之"知"——康德自由观评析

康德的"哥白尼武"哲学革命具有哲学史上"里程碑"武的意义.他在其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的自由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考察,详细论述了"自由不可知"这一问题的提出、"不可知"的原因及其真正涵义.在康德看来,自由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它是一个理性概念,用知性感念是不能认识的,它不是知识的对象;但"自由是道德律的ratio essendi[存在理由],道德律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理由]."这是自由作为理性概念的实践理性价值之所在,同时,人们可以用反思判断力把握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这是在纯粹理性的一切理念中惟一的一个,其对象是事实并且必须被算到scibilia(拉丁文‘可认识的东西')之列的."由此可见,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康德并不是传统以偏概全所认为的什么"不可知论者".     

自觉自由是人类自由的前景——哈耶克自由观之批判

哈耶克的自由观本质上是自发性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是对理性作用的贬低,并与资本主义的实践相矛盾。马克思提出的自觉自由观,在理论上是对自发性自由观的批判和进步,解决了理性在人类自由中的作用问题,使自由获得了完整的内涵。     

自由和平等的秩序--浅谈现代国家起源、性质和职能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不因人的善、恶而存在和消失 ,不专属于某个阶级、某种制度 ,是掌权者或统治阶级赋予它特质。国家职能的演变是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国家本身只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由于现代国家产生于封建国家灭亡之后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 ,从建立之初 ,它就具有了自由、平等、主权在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属性。从而赋予了现代国家的职能是创造和保护用以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环境和秩序。     

自由的代价——管窥《阔佬》中的自由观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阔佬>聚焦20世纪50年代美国富裕中产阶级居住的城市郊区,用夸张讽刺的手法描绘了实利主义的"天堂"中人们对于"自由"的疯狂追求, 深刻地揭示了人们为这种盲目无度、无理性的追寻所付出的昂贵代价.     

论自由刑缓刑制度——兼议现代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

刑事政策的现代化应该符合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内涵,因而轻刑化必须成为刑事政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由刑缓刑制度是轻刑化思想的重要体现,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最受欢迎的刑事制度之一.我国自由刑缓刑制度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备而不用的尴尬境地,导致这一制度本身及其执行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自由刑缓刑制度从立法和司法上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这对于改变我国目前的重刑倾向、推进我国刑事政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理性但不自由的良善意志——康德良善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康德穿越了是与应当、认知与欲求的界限,强调人是目的的良善意志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却不包含任何感性因素。结果在积极彰显不坑害人的素朴伦理常识的同时,不仅掏空了良善意志得以存在的事实性基础,而且也扭曲了其设定底线的规范性功能。最终在反讽性的自败悖论中,将这种自由意志变成了只服从必然义务,却难以从心所欲,因此也缺乏自由的抽象逻辑法则。     

“富强”语境下的可欲性自由剖析——康有为和严复自由观之比较

由于西方的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一个转型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康有为和严复以各自的理论视角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而在当时富强也几乎成为压倒性话语。即便在富强语境下,康有为和严复依然为自由留下了探讨的理论空间,某种程度上他们探讨的就是自由与富强的关系问题,他们主张在富强语境下自由也是可欲的,只不过它被富强所涵容而已。通过文本解读,我们发现,康有为和严复二人基本上都对自由作积极和消极两种解,也就是说他们既承认自由是一种工具善又承认自由是一种目的善,不过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康有为更多倾向于积极自由,而严复更多倾向于消极自由。     

权威与自由之衡——由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的国家理性探赜

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旧制度在法国塑造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使法国摆脱了分裂的传统国家结构。然而,旧制度在推动法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只注重权威的塑造,而忽视了社会的自由诉求。旧制度抛弃了欧洲的自由传统,从而导致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回应了社会的诉求,但又侵蚀着国家的权威。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国家权威与社会自由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国家理性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规范与平衡,必须兼顾权威与自由的双重特征。现代化的国家建构必须塑造有效的国家理性。     

试论弗洛姆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读弗洛姆《逃避自由》有感

自由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流派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侧重点,在弗洛姆的自由学说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心理学的层面。弗洛姆从心理学的层面认为人之所以要逃避自由,不是真的要逃避自由,而是要逃避所谓的消极自由,摆脱消极自由所带来的自身孤独无力感,摆脱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所带来的对人的能力和潜质的限制,以求达到自我能力的全面发挥,获得积极自由,获得最终的人生自我实现,但是在从消极自由跨越到积极自由的路径上,弗洛姆依然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该路径太过理想化,而无法触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弊端的批判。     

现代社会中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读《逃避自由》

自由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但对自由的追求却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之中: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又感到深深的孤独和不安,正是这种孤独与不安,使人们逃避自由,甚至放弃自由,这是法西斯主义得以产生的心理学基础.通过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在面对自由时的这种矛盾心态,指出要摆脱这种矛盾心态,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走向积极的自由.     

述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为视角

2010年10月28日,我国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于2011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冲突法的单行法规,在我国国际私法（冲突法）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来看,《法律适用法》在立法上具有重大的突破,采取了开放式的立法形式,确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性质,强调了弱者权利的保护,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其也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为基本原则的地位。     

功利主义下的社会自由与边界——《论自由》阅读札记

现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主题逐渐转变为对社会与公共政策的探讨。密尔的功利主义自由观是崇尚社会自由的典型代表,他越过政治统治的桎梏,直指社会暴虐,呼吁对异端者的容忍。另外,密尔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还在于定义了自由的边界。虽然学界对密尔自由边界的定义还众说纷纭,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密尔功利主义的自由观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严复自由观的法理解读——纪念严复译《法意》出版100周年

严复将自由意译为“群己权界”,其要义不仅在确认个人之间私权的边界,而重在区分公域与私域、国家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之间的权界。他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论断的那样主张“己轻国重”,将个人自由作为服务国家目的的手段;而是区分了两种国家(对内的统治主体和对外的国际法的主体)和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国家对外独立自主和个人私域的自由),其自由主义思想并非以儒家伦理和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而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兼顾国群。他提出的“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兼论新《刑法》第18条的完善

原因自由行为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国传统刑法学中没有这一概念,但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我国刑法中。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全面科学的规定。我国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应采取总则立法模式。建议删除刑法第18条第四款,设专条予以规定     

论意志的根据——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中的意志追问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论点:恶起源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它构筑了传统神正论的基础.在卷二中,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存在证明,其中,意志概念处于核心地位.人虽然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背离了上帝,从而犯下原罪,但这并没有损害意志的优先地位,意志具有本源优先性;自由是对真理的服从;一切善(包括意志)来源于上帝;意志之前无存在.这是奥古斯丁从自由决断出发对意志进行的一种存在论追问,论证了意志之为意志(意志之所是)的根据.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达尔文之楔：政府干预的新理路——《达尔文经济学》的公共管理学解读

针对美国公共治理的自由主义观念障碍,弗兰克的《达尔文经济学》另辟蹊径,通过深度演绎达尔文进化论中“鹿角悖论”的公共治理内涵,不仅揭示了竞争的低效、有害的一面,破除了对市场竞争的迷信,而且还批判了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愚蠢和危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性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观,主张基于效率法则设计征税机制和政府管治。     

改造是怎样起作用的?——读《人格改造论》

行为的产生机理是本能转化为需要,需要以欲望为中介,孕育形成动机,动机则产生行为。人格改造的一个核心是对人格动力的改造。改造罪犯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他们的人格得到完善和升华;人格升华的内在机制在于人格动力的升华。人格改造是一种人格动力的能量移置和能量转化过程。     

论政治与宗教的两难抉择——《利维坦》的思想脉络与乌托邦困境

《利维坦》的出发点是人性,归宿是国家。人性自私自利,加之人的愚昧无知、恐惧、激情和权力欲作怪,使得宗教有了存在并神圣化的理由。霍布斯试图从自然状态下的人出发,完成宗教的去政治化和宗教的去神圣化论述,凸显世俗政权（国家）至上,重建世俗世界的政治秩序。但在不知不觉中,霍布斯陷入另一个乌托邦困境：权威政治毕竟是俗世的、刚性的,无法完成思想统治,仅有政治权力统治无法化解政治世界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利维坦难以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