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原因

行政与司法的二元化模式是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制度原因。立法的精英化与司法评价的平民化是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主体原因。刑事判决技术化过剩而判决伦理化缺失是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法律原因。     

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基本范畴初探

公众认同是促进刑事司法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公众对于刑事司法及其过程的共同认可和接受,是社会公众在情感与价值观上认可刑事司法体系并将这种认可转化为追求与实践的过程。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对于体现刑事司法的正义价值、规范法秩序、维护刑事司法的权威和保障刑事司法的效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现状及改善

根据政治社会学的相关原理,结合我国的制度和国情,可以从有代表性的焦点个案、刑事案件的再审率、刑事信访申诉的情况、暴力抗法情况等四个方面来观察和度量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程度和水平。从这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正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目前刑事司法的认同程度和水平仍然不甚理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要提升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三方面同时进行努力。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     

论侦查的公众认同

公众认同对侦查理论及侦查制度的完善有积极影响。要准确界定侦查的公众认同的内容和衡量标准,并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对公众认同加以保障。     

论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

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不仅关系到侦查价值的实现,而且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的存续。其困境在于刑事科学技术资源与侦查需要的矛盾、社会转型期互信缺失与刑事科学技术需要认同的矛盾和法律规范的束缚与刑事科学技术价值实现的矛盾。既有的权威认同模式包括神明崇拜、暴力威胁、主体认同、第三方保障、双方合议和制度确认。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包括硬权威和软权威,应该追求制度确认的权威认同模式。通过刑事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启动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实施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等,最后实现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     

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准则与内核呈现,对意识形态安全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理解力和实践价值、增强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共识、承担着统领多元文化和抵御不良思潮的重任。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话语表达,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增强主体价值认同,抵御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强化公众认同的实践路径上,要注重对理论的深刻阐释和加大宣传力度,为此,应注重传统文化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的耦合和创新,占领和巩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关注公众利益诉求,用生活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舆论话语权。     

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公众参与及其改善

为提升司法改革的成效,一些地方法院革新观念,大胆尝试吸纳公众参与刑事司法审判过程．在取得实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司法职业化是实现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应当是刑事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主导方向。但司法职业化固有的一些弊端阻碍司法改革进程也不容忽视．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则正好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此,有效改善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公众参与与司法职业化的协调发展,应当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评价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优劣可从正确性、针对性、平衡性等方面进行。法官后语、附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结案报告书论文化、规范说理制度等方式可以有效地辅助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法官的素养和自律力。     

刑事司法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的冲突及其消解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导向无疑是构建符合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要求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涉法上访等现象无疑揭示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及其裁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产生显在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或许是我们过于强调刑事司法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向度上的改造,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认同。而社会公众一旦对刑事司法改革产生感情上的疏离,仅仅依靠刑事诉讼制度的完美设计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刑事司法改革获得最大程度的公众认同,缩小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的距离。     

论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司法控制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不受法院司法审查的制度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人民检察院监督不力,二是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界限模糊,为公安机关逃避司法审查提供借口。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在刑事侦查行为中引入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应全面体现在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论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

对刑事审判进行监督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这种监督不会动摇法官的中立地位,不与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诉职能相矛盾.应通过强化对审判程序的监督和限制对不利于被告人的生效裁决的抗诉等方式完善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合理界定

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国际上刑事司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把被害人规定为诉讼当事人,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角度分析,这种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到当事人高度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也名不副实。被害人的刑事诉讼中的科学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的定位,被害人应当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     

回应型司法与刑事契约

回应型司法的权力和权利关系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刑事契约的生成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对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回应为其提供了社会民间化解纷的民众动力。我国移植刑事契约缺乏传统法文化的的历史支持,现存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共存的多种社会秩序也不能为刑事契约所适宜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奠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础,因此刑事契约的本土化借鉴应该谨慎。     

新型刑事司法的发展动向

新型刑事司法通过伴随定罪量刑过程的附加性措施主动谋求执行符合犯罪人个别化要求的处遇，维护被害人权利，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如果没有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可能难以经受诊疗性司法的成本耗费风险。恢复性司法属于报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利弊权衡后的整合形式。评估性司法的分析依据、方法、结果都是个体化的，其建议的刑事处遇能够针对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实现富有效率且思路一致的再犯控制与犯罪预防。     

论青少年刑事司法的恢复功能

我国现阶段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定位仍有所欠缺。国外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除了完成对青少年犯罪人的矫正功能外，必然要承担修复青少年犯罪行为对社会各方面造成伤害的恢复功能。在了解国外青少年刑事司法恢复功能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应以和解、家庭会议、结果复原为核心机制。创造性地发挥我国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的恢复功能。     

论刑事司法三大模式的结构

目前各国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模式主要有三种：国家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三者相互并存,互相补充。当今,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是以国家司法模式为主、以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为补充;而今后将形成以恢复性司法为＂主导型模式＂,协商性司法为＂辅助型模式＂,传统国家司法为＂兜底型模式＂的刑事司法制度结构。它们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期达到犯罪行为发生后定纷止争、预防再犯的社会效果。     

论刑法司法中实质理性的实现

刑事立法将实质理性转化为形式理性,因此刑事司法中应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但鉴于形式理性之法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故在刑事司法中决不能放弃对实质理性的追求。三大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过程中都在追求和实现实质理性,只不过其方法或途径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有其独具特色的判例制度和陪审制度,大陆法系国家有其别具匠心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与社会相当性理论,我国则在犯罪概念中明确规定了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