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修正案（八）之禁止令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设刑法禁止令制度,并且该项制度自2011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以实践中法院宣告禁止令的案例为实证基础,分析研究禁止令适用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禁止令规范适用的对策建议。     

资格刑类型扩充论——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有资格刑配置、扩充资格刑类型的契机。可以考虑将禁止令这一非刑罚处罚措施,根据其所禁止的内容予以分解,上升到刑罚的层面,补充完善资格刑的类型;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使我们有必要考虑将剥夺特定资格（技能）为内容的行政处罚措施改造为刑罚措施,并增设单位犯罪的资格刑。     

论犯罪事实叙述的苟简及其修正——以我国刑事判决书为例

我国当前刑事判决书中犯罪事实的叙述存在苟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省略对犯罪目的的叙述、概括对犯罪地点的叙述和简化对犯罪行为、犯罪方法、犯罪经过的叙述。叙述犯罪事实的繁简标准是由判决书的本质特性和犯罪事实的实用功能决定的;犯罪事实的叙述模式受到传统制作理念和现实制作条件的影响;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相关经验。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匡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匡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框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框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的死刑制度——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我国减少部分死刑罪名不会对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削减死刑罪名及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和免死的制度设计体现了我国保留死刑、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     

认知理论在刑事判决书说理中的应用——以许霆案为例

当前我国司法判决书撰写的突出问题是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本文尝试用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空间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及框架理论对许霆取款时的现实空问与信念空间进行认知分析,期望从理论上弥补该案重审判决书说理不足的缺陷.     

刑事禁止令与被害人权利保护——以侦查程序为中心

禁止令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侦查程序中,它主要是作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附带条件之一作出宣告,禁止那些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从事特定行为,从而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应立法对禁止令的实施程序作出明确规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社会信用的刑事保障底线——以刑法修正案（八）的欠薪入罪为视角

社会信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是我国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事关社会民生的大事。在民事和行政法律手段难以收到实效的情况下,刑法予以适当介入,对严重妨害社会信用的行为犯罪化,以实现对社会信用的法律保障,是十分必要的。     

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些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的规定,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出现了颇多争议。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确立于现代社会,为我国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新动力,它的落实要求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从人性、人道和人权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促使刑法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使得我国刑法更趋合理和文明。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刑事和解程序的刑法价值分析——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切入点

公诉案件中采用和解程序并不影响刑事实体法价值的实现,相反它对传统刑事司法观念进行了巨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刑法理论与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有利于实现被害人利益与加害人权利、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以及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对于刑法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刑法修正案在判决书中的援引——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理性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有关判决书中如何引用刑法修正案的司法解释,即在判决书中直接引用修正后的刑法条文。这种做法有可能造成当事人认识上的困惑,因而应该同时援引刑法典的内容和修正案的规定,这样既不会破坏判决的合法性,又能让当事人明白具体的判决依据,起到普及刑法知识的作用。     

刑事法治理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蕴涵——基于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是自1998年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其中,对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贯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彰显人本主义和民生观念的相关条文设计,依据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推进刑法现代化的立法尝试,以及立法技术的成熟化趋进等是本次刑法修正案的显著特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假释制度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然而,由于我国在假释制度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完善、运行机制不畅通、释后监管不到位以及对于假释制度的误解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制度在我国的适用率极低,假释制度的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这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应在对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现状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将违反《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作为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法理障碍的主张,曲解了公约的规定。外国刑法中也有不少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立法例。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构成要件中的＂劳动报酬＂,应当根据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认定。在司法认定中应当注意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在定罪和处刑两个层面都体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