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互助论的仁学渊源

孙中山互助道德观的形成,除受近代西方社会进化思想的直接影响外,更多是对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沿袭和发扬。其典型表现,即是孙中山的＂人格救国＂＂博爱＂＂世界大同＂思想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仁者爱人＂＂天下为公＂观念在主旨及表达方式上的趋同。孙中山互助论与仁学的渊源关系,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创新,也透露出其内心浓厚的儒学情结。     

重温农工党史 弘扬黄埔精神

2012年3月的羊城广州,红棉花盛开的季节,处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广东省委会主委王宁生等一行来到广州黄埔区长洲岛,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和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重温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农工党党史,重温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先生、农工党＂一干会议＂干事陈豹隐先生的革命事迹。     

孙中山为何改变选择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说到辛亥革命当然少不了孙中山。而要说孙中山,又不能不说中国革命的起源,说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晚清的中国革命,在孙中山的概念中,就是民族革命,就是推翻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而在孙中山那个时代,说句实在话,民族主义的思想已非常薄弱。经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经过西方殖民者的刺激,＂新异族＂早已取代＂老异族＂,中国读书人已没有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     

毛泽东的“外交革命”与“革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动＂外交革命＂以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与＂外交革命＂一脉相承,毛泽东开展一系列＂革命外交＂行动,以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然而,＂革命外交＂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复杂的,对它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化北大核心CSSCI

话语是思想的凝聚,革命特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解释学视域中理解"革命"话语包括三个维度:前见基础、文本互动和视域融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理解革命话语的前见基础,包括了颠覆国家权力、期盼圣人救国和追寻道德理想三个特征;通过"附会"的文本互动形式,理解者不断缩短阐释革命话语的"文化间距";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在交流、会通的机理;最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与儒家革命文化会通于中国革命历史逻辑之中,彰显了传统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     

殊相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祖坟观念——关于河南周口市平坟事件的文化省思

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祖坟的内涵非常丰富,同传统中国人的孝义观念、风水观念、祖产观念和宗法观念密切关联.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传统也随即让位于西方的近代文明,然而传统文化观念并未完全断裂,祖坟观念依然遗存于民众的观念世界.河南周口地区的“平坟事件”所折射的文化逻辑就是典型的例证.在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正视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努力挖掘优秀的文化传统,摒弃落后的思想观念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文观念革命

在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相继推动了四次大的社会主义观念革命:第一次观念革命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从"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转换;第二次观念革命了突破"姓资姓社"的迷障,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第三次观念革命突破了"公有私有"不相容的思维定势,实现了从传统公有制体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开创性转变;第四次观念革命将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制约,不断推动实现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到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性跨越.这四次大的观念革命,不断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     

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观念革命

在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相继推动了四次大的社会主义观念革命:第一次观念革命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从"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转换;第二次观念革命了突破"姓资姓社"的迷障,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第三次观念革命突破了"公有私有"不相容的思维定势,实现了从传统公有制体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开创性转变;第四次观念革命将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制约,不断推动实现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到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性跨越。这四次大的观念革命,不断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     

苏俄革命视域下自由主义学人的中国革命认知

苏俄革命的成功引发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对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由此成为其观察与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重要蓝本。自由主义学人以苏俄革命为参照,从其渐进改造的根本立场出发,对中苏国情进行了比较,对苏俄援助、第三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多数自由主义学人认为近代中国或不需要革命、或不具备革命的条件、或革命难以成功。尽管自由主义学人理性、严谨、审慎的立场值得称道,其对苏俄及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分析也不乏闪光点,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其渐进改造的呼声与方案终被革命的声浪淹没。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历史价值集中体现在引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新时尚、引导理性救国新思路和深入国际社会新观念三个方面。从而使得包括＂民主＂在内的许多现代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不仅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振兴具有深远的启示作用。     

谈谈中国历史上的“圣经”与“圣诞”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圣经”、“圣诞”、“圣诞节”等词语已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表达的意义与基督教的概念不同。将儒家经典视为“圣经”，反映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尊崇。经历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巨大冲击，中国历史上的圣诞节已为人们所淡忘，但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丰富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与制度修辞

文化革命与制度修辞 本文所讲的文化革命,是指中国近代以来长程革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如果把近代中国的革命三分为经济革命(器物革命)、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话,那么,其基本进程也是从经济、制度再到文化.洋务运动就是经济革命的肇始,戊戌变法则是政治(制度)革命(改革)的肇始,而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命的肇始. 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制度修辞,而不用法律修辞,是因为法律仅仅是制度(正式制度或大传统意义上的制度)的前提要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除了法律之外,制度还需要理念、主体、行为、反馈等条件.所以,制度修辞更能够表达修辞对法治建设的意义.那么,文化革命和制度修辞之间是何种关系?     

论国民党党治体制形成的几个问题

在近代中国政治体系剧变与转型的语境下,中国国民党历经议会政治尝试失败后,转而诉诸于革命话语。其先后通过整合政治体系﹑发动民众革命、维护政治秩序与推行社会政策等方式建构党国体制,建立具有＂整合性＂的党治政权。但受其政治属性的限制,国民党党治体制对政治社会的整合尚未充分,也难以真正做到充分。深入探讨国民党党治体制形成的内在理路及其演变趋势,对于认识其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

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精神的科学内涵、显著特点和现实意义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光辉实践,铸就了＂百折不挠、奉献拼搏、团结务实、争先创新＂的伟大精神。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精神,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实践所凝结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革命作风的总称,是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一贯强调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青年》的革命话语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的生成

《新青年》杂志中的“革命话语”承续近代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的理解与认知,随后则聚焦于“文学”,掀起“文学革命”,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之序幕。然而,在面临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时“文学革命”的力量显得过于苍白。《新青年》“革命”话语遂从“文学革命”渐转向“社会革命”,即“十月革命”“阶级革命”以及“劳工革命”等话语形式。1923年后,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中,《新青年》之“社会革命”话语具体表现为“国民革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途径——阶级斗争——亦随之成为《新青年》革命论述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亦随之得以生成并融入革命实践,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结构。     

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总需求视角

近现代经济研究中需求导向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藉此有助于探析工业化本源。需求—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机制。总需求增长缓慢构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不发展的重要约束,而总需求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缺乏一个发达的近代市场、大规模的贸易扩张以及商业革命的未完成与半途而废。实际上,在近代中国,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总需求增长缓慢和未完成的商业革命是互为表里的。     

论20世纪初华夷观向近代民族观的转变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的华夷观逐步向近代民族观转变,立宪派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上,提倡＂满汉一家＂及＂大民族主义＂;对待国外民族问题,由天下观变为近代国家观;革命派初期的＂反满＂宣传蕴藏浓厚的华夷之辨色彩,后来则提出＂五族共和＂的近代民族观念,体现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之中。这种转变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大价值：在中华民族内部,＂满汉一家＂、＂五族共和＂等主张体现了民族平等的理念,强化了＂中华民族＂及中国国家的认同;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中华民族及中国国家的定位逐步建立在理性和现实的基础上。     

当代科技发展是邓小平理论之贡献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基于近代科技革命的一系列成果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 2 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也是分不开的。本文侧重于分析现代科技革命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大影响 ,透视邓小平理论在 2 1世纪新科技成果基础上对有关传统理论的新发展。     

论阿伦特的革命观与非暴力主义思想

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中,汉娜.阿伦特显然是其中杰出的一位。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在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反思中形成的,在她看来,美国革命的自由立国理念才是＂革命＂的本质所在,所以,＂革命＂不止是成功的暴动。反对暴力是她政治哲学中又一个重要的观点,在她看来,暴力是反政治的,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