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提取

电子取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针对网络犯罪进行调查、收集、提取证据的过程。刑事电子证据取证作为一个关键环节,不仅要以诉讼法学与证据学理论为基础,而且需要引入一定的电子技术知识。本文以建构刑事电子证据取证理论为目的,全方位的探讨了电子证据的概念、特点及法律定位;探讨了电子证据的取证原则、规则、程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的立法建议。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取证的问题与对策

电子证据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列为法定证据种类的时间相对较短,我国司法机关对此的取证工作由于缺少实践经验还不成熟不完备,当下无论从立法方面、组织机构、司法人员、取证流程等方面都缺乏合理的规范,这无疑会削弱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有鉴于此,完善电子证据取证的相关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应着力从立法、司法方面构建良好的运行机制,对预防和打击这方面的犯罪具有重要的影响.     

论计算机犯罪中电子证据的界定及取证规则

计算机犯罪中的证据可以看作是传统证据内容与电子化表现形式的统一。在计算机犯罪证据取证过程中存在着关键证据获取、合理取证、证据综合提取、证据保存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的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     

论跨境电子证据司法协助简易程序的构建

跨国网络犯罪的增加使得跨境电子取证的实际需求日益旺盛,我国在2018年颁布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目的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为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提供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跨境电子取证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网络主权、司法管辖权理论使得单边取证存在着非法性可能。传统跨境电子取证因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倒U型"取证结构而效率不高。现有的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繁杂、时间冗长,无法满足打击跨境犯罪和电子证据取证的现实需求。因此跨境电子取证的简易程序构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现有司法协助程序进行适当简化,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效率性原则,构建境内外双方执法者直接合作方式合法化、派员调查取证方式、建立个案电子取证协助机制三种途径。     

民事检察证据运用的法理与实践

在民事审判监督中 ,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司法取证权以及如何运用依职权取得的证据 ,现有法律尚未明确规定 ,一直是各方争议较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民事检察证据的作用、来源及民事举证责任等方面的分析 ,不仅从维护司法公正 ,再审程序的作用 ,司法取证权的特征及检法两家应当平等适用民诉法基本原则等多角度论述了检察机关享有司法取证权 ,而且结合民事检察工作实际 ,对检察机关依法运用依职权取得的证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网络取证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保证网络证据的可采性,网络取证在遵循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原则之外,还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国内外学者建立了诸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但是从网络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取证模型不必强调统一、通用性,应该针对特定的环境分别制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     

网络取证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保证网络证据的可采性,网络取证在遵循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原则之外,还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国内外学者建立了诸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但是从网络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取证模型不必强调统一、通用性,应该针对特定的环境分别制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     

网络取证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保证网络证据的可采性,网络取证在遵循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原则之外,还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国内外学者建立了诸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但是从网络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取证模型不必强调统一、通用性,应该针对特定的环境分别制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     

网络取证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保证网络证据的可采性,网络取证在遵循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原则之外,还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国内外学者建立了诸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但是从网络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取证模型不必强调统一、通用性,应该针对特定的环境分别制定网络取证过程模型.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证研究——以东南亚国家为分析对象

在当前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过程中,我国提取境外证据主要通过刑事司法协助途径进行委托取证,这种方式正面临我国可能与请求国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助条约中关于证据提取的规定不具体、请求取证程序繁琐而延误侦查时机和提取的证据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等困境,而司法协助途径的各种替代性措施如执法机关自行取证、对第三方平台施加数据披露机制,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取证等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仍应当在坚持通过刑事司法协助途径委托取证的基础上,对司法协助条约关于证据特别是电子数据提取的内容予以细化,并建立多元化的取证模式,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治理。     

电子取证在苏州检察机关的运用与实践

随着电子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电子取证技术已经成为侦查破案、诉讼审判等司法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手段。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电子取证工作从2008年开始进行探索与实践,在全国检察机关起步较早。通过几年的实践,电子取证技术队伍逐步健全,鉴定能力不断提升,实验室多名技术人员获得检察机关电子取证鉴定资格。2011年10年,市院电子取证实验室通过了CNAS国家认可现场评审,电子物证检验鉴定门类通过专家评审在江苏省检察机关为第一家,标志着苏州市检察院司法鉴定实验室进一步迈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本文结合几年来的探索实践,分析电子取证的内涵、电子取证的原则和方法以及苏州检察电子取证工作发展的构想。     

涉众金融犯罪公安取证路径研究

涉众金融犯罪专业性强、行为方式多样、涉案范围广、涉及数额大、受害人员众、证据数量多。罪刑法定原则下，证据的收集与固定是刑事案件侦查的核心和关键，关乎案件的侦破和定罪量刑，而取证问题又是涉众金融犯罪侦查的瓶颈。涉众金融犯罪案件的海量证据与公安机关有限侦查时间内依法严格取证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此，需要调整涉众金融犯罪取证思路，改变涉众金融犯罪案件原有取证方式，对具有规律性的海量证据进行抽样取证，提升讯问能力、突破口供难题，增强电子取证技能，加强侦查队伍能力建设，实现高效取证的同时确保证据符合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证据证明力要求。     

法官庭外取证限制论质疑——法意及实证视角的探究

关于法官庭外调查可否采用询问、讯问手段，取证范围是否包含言词证据，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从法律规定该立法在动因、意图及司法实践需要分析，法官调查核实存疑言词证据应为正当。限制取证方式、范围背离立法本意，且危及正确裁判。     

PDA取证分析与研究

目的随着PDA应用的广泛普及，针对PDA取证扣分析的需求迅速增大。为了能快速全面提取PDA中的数字证据，必须在掌握PDA控制原理的基础上，研究常用的PDA取证模型。方法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根据工作中电子证据取证实践，分析了PDA的取证过程，对PDA取证的常用工具进行了分析和比对。结果针对不同的取证需求，使用相应的工具进行取证分析和研究。     

电子证据在自侦工作中的应用

现代化的电子技术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高科技犯罪.高技术犯罪的隐秘性,使得传统的侦查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本文首先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作为着力点,介绍了电子证据在自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又从电子证据提取的原则以及电子证据在实践中的应用入手,概述了我国电子证据在取证人员知识水平、取证程序、证据证明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未来电子证据发展在完善立法、改变传统侦查模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方面的建议.     

内地司法机关派员在港澳地区直接取证的规范性分析

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框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跨法域的调查取证及其规范性问题一直面临不少困难,内地司法机关派员在港澳地区直接取证更是受到非议。本文从涉港澳案件内地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现象出发,以一国两制确定的港澳地区与内地关系形变实不变为原则,评析直接取证现象的现实需要以及所面临的法律困惑,提出解决和规范直接证据合法性问题的路径。直接取证制度应得到恰当、适时的肯定与发展,但必须以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或司法协助协议互惠安排为参考,进行区际直接取证有益探索,建立直接取证程序规范。     

论网络监控取证的法律规制

网络监控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一种全新的取证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运用,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障碍。对网络监控取证进行法律规制,首先需要明确相应的程序,这种取证措施应当至少包含“授权”、“证据收集”、“证据分析与提交报告”三个阶段。其次,网络监控取证需要重点解决以下四个法律问题：明确审批主体与审批标准、合理界定监控的范围、厘清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实现与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平衡。     

手机取证研究概述

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从手机中提取各种信息,手机已经成为电子物证检验的新对象.本文结合手机取证的特点,讨论了手机犯罪、手机电子数据和手机取证的相关问题.     

知识产权诉讼中时间戳取证认证问题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将时间戳概念载于司法文件以来，时间戳在性质上究竟是一种证据还是真实性认定工具就存在较大争议。本质上讲，时间戳只是一种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手段。数字经济背景下时间戳取证认证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针对电子证据原件的理论诟病以及单方取证对于证据效力认证的影响等问题亟待作出司法解释。时间戳作为电子证据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其功能属性应以诉讼目的为导向。为实现技术发展与制度规制的衔接，应在选择“混合标准”理论接入的基础上将时间戳取证纳入《公证法》规制，给予其法律“正名”。也有必要从规范效力审查以及权利滥用等方面进行证据效力“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