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可诉性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法》有许多创新和进步之处，该法从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出发，规定了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维护食品市场安全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赋予了市场主体各项权利，权利的享有离不开救济程序的设置，对《食品安全法》的可诉性予以完善，有助于市场主体真正有效享有《食品安全法》赋予的权利，切实有效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研究——以基本特征及预防责任归属为研究路径

食品安全是关系民生的重要问题，通过研究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特征和预防责任，提出建立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完善食品信息公开制度和处罚问责的法律体系、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等建议，实现对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     

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

传统人权观念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属于普遍性的个人权利,在救济方式上不赋予该权利体系以司法适用性。在权利理论中,对经社文权利的"权利和人权"属性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怀疑,这种怀疑的核心就是经社文权利的可诉性问题。目前,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整体的人的各种权利具有相互关联性,无法脱离其中的一类权利来抽象地保护另一类权利。近些年来,国际各种人权体制以及部分国家的实践证明,经社文权利的可诉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行的。     

论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国际法与宪法视角透析

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是人权领域争论激烈的重大理论问题.不可诉理论宣称,社会、经济权利不是法律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概念模糊不清,社会、经济权利仅是积极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实施昂贵且相互冲突,司法裁决社会、经济权利违反分权原则,因而社会、经济权利不具可诉性.不可诉理论有其特定历史根源且具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权利观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权本身的巨大发展早已不合时宜,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是社会、经济权利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民法典中权利复原请求权的立法构想——以民事权利救济制度二元结构的确立为主旨

权利复原请求权与民事责任是相互独立的概念,我国民法典应同时规定权利复原请求权与民事责任,确立二元结构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权利复原请求权适用于各种民事权利,以内容为准可将其划分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原物请求权。这些请求权应在民法典总则编中予以规定。     

环境权可诉性理论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而我国完法和其他法律并未将环境权纳入其内，更没有任何救济环境权的法律规定。鉴于此，环境权可诉性的基本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现实困境和制度突破——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从本质上看,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模式,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漠视了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对被害人的尊重和保护。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     

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可诉化”的突破——德国社会法形成请求权制度述评与启示

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依赖社保制度的法制化与社保权利的可诉化,而司法权力不具备相关合法性以及社保制度应当突出政策性的观点成为限制塑造与完善社会法请求权的障碍。德国社会上的形成请求权制度为我们消除这些障碍,寻求构建社会法请求权体系的突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纠纷的可诉性

纠纷的可诉性是实现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逻辑前提 ,纠纷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实务界关于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及范围的理解限制了裁判请求权实现的空间范围。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应当为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争议和人身关系争议 ,而并非限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包括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应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所引发的争议。     

论我国教育仲裁制度的构建——以大学生权利救济为视角

随着教育纠纷的日渐增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与学生的纠纷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学界对教育纠纷的救济方式也各抒己见。现行法律设计的救济制度在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过程中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构教育仲裁制度。建立教育仲裁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化解矛盾和处理各种教育纠纷,在大学生的权利救济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

救济权是基本的法律术语，但是与人们对救济权这一名词的高度熟悉和救济权在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对照的是，对救济权的专门研究很少，甚至迄今为止，关于救济权的为数不多的概念界定仍然是模糊不清或带有浓重的部门法色彩的。基于救济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其依基本法理作出阐释，以明晰其确切所指和作为一种人权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救济权保护的理论模式和制度设计给出基本的理论前提。     

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可诉性公法权利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区别与传统的济贫制度和慈善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其赋予了公民可根据法律向国家主张的、可诉性的公法权利。由于国家的给付行为与政治决策程序紧密相关,从宪法社会保障条款不能直接推导出向国家社会保障机构请求社会保障给付的请求权。但从宪法基本权中衍生出的最低生存保障请求权和平等社会保障请求权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正当性,它们和社会保障基本法中规定的程序性权利、具体的社会保障法律中规定的各种具体的社会保障请求权一起,共同构成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可诉性的公法权利体系。     

浅析侦查行为可诉性

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实践中无法拉笼公安机关违法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赋予被追诉人程序性救济权利，或者赋予侦查行为一定的可诉性，将侦查救济纳入诉讼化的轨道，则成为法治社会的必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探析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以法的可诉性为视角探析司法独立问题

司法独立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法治原则。近来来,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对于法治的认识,对司法独立的实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成效不佳。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分析原因,可是结论都不尽人意。本文将法的可诉性作为切入点,从扩大司法管辖权入手,对司法独立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析。     

自我救济的权利

权利救济是在权利被侵害后对权利的恢复、修复、补偿、赔偿或对侵权的矫正,它是一项实现权利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权利救济是自我救济的权利,即权利人或权利主体对其权利的自我判断和自我实现的资格和能力。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是自我救济权利的三种外在表现形式。从自我救济权利出发,当代权利救济问题的实质是以自我救济权利为基点整合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塑造合格的权利主体、倡导司法节制观和建构正义的社会结构有助于权利救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罪犯权利救济的功能研究

罪犯权利救济的内部结构和性质会表现出一种能力,一种对社会的作用力,这种能力和作用力就被认为是罪犯权利救济的功能,它是罪犯权利救济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罪犯权利救济不仅对社会具有功能而且这种功能是一种“正面功能”或者说是“积极功能”。对罪犯权利救济功能的研究,实质就是研究罪犯权利救济制度在行刑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国家和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罪犯权利救济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行刑制度的定位或取向问题,并决定相关制度的设计、运作的基准或方向等多方面的问题。罪犯权利救济应当具有人权保障功能、冲突解决功能、评价监督功能和激励改造功能。     

保证人的权利及其救济

保证人的权利包括保证人对债权人的权利和对债务人的权利。保证人对债权人的权利实质上是指保证人所享有的原本属于债务人的抗辩权,对债务人的权利是指求偿权。由于保证人要承担其债权无法实现的巨大风险,在现行担保制度中应完善对保证人权利的救济制度。     

独立的司法与可诉的法

司法改革涉及与其相关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其中法律虽然与司法具有必然的内在关系,但立法却是司法的外部因素。要进行司法改革必须进行法律改革,尤其立法赋予法律以可诉性更是司法独立的基本规则根据。可诉性缺陷是我国目前法律的一个不争之事实,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因此,司法改革不止是其机构、人员、权力、管理方式的变革,更是规则（法律）的变革,立法时对法律的可诉性定位,是司法必要性和司法独立的规则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