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盗窃的认定和盗窃数额的累计

一、关于多次盗窃的认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了“多次盗窃” ,并将其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相并列。这说明“多次盗窃”并不以达到数额较大为犯罪构成要件。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人们对“多次盗窃”又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 ,刑法取消了惯窃的规定 ,取而代之规定了“多次盗窃” ,因而在一定时间内 (如一年 )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也有人认为 ,认定多次盗窃既要看盗窃的次数 ,也要看每次盗窃的数额和盗窃的情节等 ,比如不能将多次一般的小偷小摸行为视为犯罪。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     

财产性利益盗窃的客观构造

利益盗窃与有体物盗窃共享“财产静态控制关系”的保护法益,其解释论不能突破“盗窃”的语义边界,这是形塑其客观构造的前提。套用占有理论的解释论忽视了利益变动与有体物转移的区别,具有片面性。立足利益盗窃与有体物盗窃的共性,结合财产性利益的特质,利益盗窃的客观构造应为“侵入权利人控制领域-打破权利人控制-取得财产性利益”。这一构造既契合盗窃罪财产静态控制关系的保护法益,也未突破“盗窃”的语义边界。由于利益变动的抽象性,须通过行为要素互补等精细化解释,确保利益盗窃客观构造的明确性。“侵入权利人控制领域”对利益盗窃的成立必不可少;“打破权利人控制”包括了转移、消灭、设定义务三种行为方式;“取得”的认定应注意素材的“同一性”与“同质性”之别,并强调终局性要求。     

盗窃罪新司法解释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在认定“多次盗窃”中的每次盗窃行为时，应将已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 盗窃行为均计算在内，以更有利于打击盗窃犯罪。应通过审查行为人所携带的器械与盗窃行 为、盗窃目标是否存在关联来判断盗窃行为人所携带的器械是否为“凶器”，如不存在关联 即可认定为“凶器”，反之则只能认定为犯罪工具。“随身携带的财物”应理解为贴身的可 携带的财物或者在近身范围内可支配、可掌控的可携带的财物，其中对近身财物的支配和掌 控是指客观上可支配和可掌控而不要求实际支配和掌控。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等 特殊盗窃行为存在未遂的形态，但存在未遂形态并不等于一定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何理解“盗窃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

在日常生活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是资金集中的场所，因此，针对银行而发生的各种财产性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我国《刑法》第264条便对此类行为做了特殊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可见，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如何理解“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中对“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做了一个概然性的解释，即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针对银行发生的盗窃行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普通的盗窃行为，适用一般的量刑规定；另一种则构成盗窃金融机构这一特殊的盗窃形态，在量刑处罚上适用特殊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盗窃行为具体如何区分，往往成为案件定性争议的焦点。现笔者结合办理的一起案例，谈谈关于如何认定盗窃金融机构行为的一点浅见。     

一般共同盗窃犯罪的数额和适用法律、量刑的量化问题

盗窃罪作为单纯的财产犯罪,其盗窃财物数额的大小,是表明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轻重的重要标志,一般情况下,盗窃数额与社会危害程度成正比关系,因此,我国刑法第151条、第152条把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作为定盗窃罪和适用法律的必要条件。 在共同盗窃犯罪中,盗窃数额包括:盗窃总额、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而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主要涉及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     

浅析盗窃与抢夺的界限

张明楷教授把盗窃划分为秘密盗窃与公然盗窃,然而“公然”与“盗窃”的秘密性相矛盾,公然盗窃理论令人匪夷所思.相反,从“秘密与公然”角度区分盗窃与抢夺的观点与做法没有问题；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秘密”的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以暴力或者平和的方式公然夺取他人占有的财物,具有致人一般危险或者危险可能性,构成抢夺罪.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是否“秘密”与“公然”,行为是否具有致人一般危险或者危险可能性.     

扒窃独立构罪之合理性及实务认定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将《刑法》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至此,扒窃行为正式独立入罪.关于扒窃行为独立构罪是否成立“行为犯”,“随身携带”的认定、数额较大要求的取舍等问题,学界争论激烈,司法实务届也多有分歧.     

共同盗窃犯的量刑标准亟待统一

<正> 关于共同盗窃案件中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现行刑法及有关刑事法规未作明确规定,只是1984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对于共同盗窃犯,应按照个人参与盗窃和分赃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依法分别处罚。对主犯依法从重处罚。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共同故意盗窃总额依法处罚。”由于现行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把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是“较大”还是“巨大”,作为适用不同法定刑的标准,并且“两高”又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和“巨大”的起点分别为200元和2000元,因此,“两高”的上述司法解释仅仅解决了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共同故意盗窃总额”处罚的问题,并未具体明确地回答对一般共同盗窃犯应按何种数额标准适用法条及法定刑的问题。这样,各级法院在审理一般共同盗窃案件中,对于共同盗窃犯的量刑标准很不统一。     

试谈盗窃罪客体的具体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在一般情况下,确定盗窃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不难的。但是,由于所有权关系错综复杂,盗窃行为千差万别,有时也在认定盗窃罪的客体时出现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从实际出发,对盗窃罪所侵犯的客体进行具体的认定。 1、家庭财产所有权 家庭内部盗窃是被限定了的亲属盗窃。在外国刑法例中,亲属相盗有各种不同范围的限定,有“亲属之间”、“配偶之间”或“同财共居亲属”、“家庭成员”等提法。我国既没有明确规定亲属相盗,也没有规定亲属的盗窃仅指家庭成员间的盗窃。但是,如果从我国具体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参考各类所有权的形式,并结合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亲属间的盗窃限定在财产没有分割的、同财产共居的家庭成员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其一,财产已分割、已经分居的亲属间的盗窃,违法犯罪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可按一般盗窃罪处理。其二,家庭内的财产所有权比较复杂,可分为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和代管财产等。对家庭内的盗窃行为,在划分侵害所有权界限时具有特殊性。所以,关于其侵犯的客体问题,有必要单独加以研究。 家庭内部盗窃,就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家庭共有财产或家庭其他财产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行为。家庭     

基于立法本意对“入户盗窃”认定之研究——以肖某贵盗窃案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犯罪类型,纳入盗窃罪的罪状中,同时未对“数额较大”或者“多次作案”等侵财型犯罪中不可或少的定罪限制条件予以设置,深刻表明了立法者相较于一般盗窃,对“入户盗窃”予以严厉打击的态度.同时,我国实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认定过程中,“入户”过程也应当从严把握.近年来,各地已经办理了多起入户盗窃案件,但对在久未有人居住的房屋内行窃是否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各地司法机关存在分歧,加之目前又没有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导致执法不统一.本文结合本院办理的一起在久未居住房内行窃案件,针对现实法律问题,通过分析“入户盗窃”之“户”及立法本意,为解决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提供参考.     

试析入户盗窃之处断

我国刑法规定了入户抢劫这一抢劫罪的加重形态，但对入户盗窃则没有作为盗窃罪的加重形态规定。由于法无明文规定，加之入户盗窃犯罪形态各异，复杂多样，司法实践中对入户盗窃犯罪的处断存在着颇多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入户盗窃的概念分析 对入户盗窃概念的认识是决定处断方式的前提，不同的理解就会得出不同的处断结论。关于入户盗窃之“盗窃”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明确的规定，理论和实践上认识也完全一致。但“户”和“入”的含义就歧义颇多。下面分别讨论之。 （一）“户”的法律…     

从审查逮捕实践角度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盗窃罪的理解与适用——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规定作出了修改，在保留原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和“多次盗窃”两种罪状表述的基础上，新增“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新型”的盗窃犯罪类型，《刑法修正案（八）》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门槛，从而扩大了打击盗窃罪的治罪范围，加大对于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安宁感的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可以预见的是盗窃构戍犯罪的案件激增，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便是如此。现根据审查逮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对修改前后的盗窃犯罪认定变化的理解及几点建议。     

“盗窃未遂”司法解释的缺陷与完善

“盗窃未遂”司法解释的缺陷与完善崔宏志，张子兴一、关于“盗窃未遂”的司法解释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二）项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     

对刑法第153条“当场”的理解

我国刑法第153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150条抢劫罪处(?)。”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先侵财后施暴的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是盗窃)如何正确适用第153条尚有不同见解,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第153条中的“当场”二字。笔者试就实践中发生较多且争议较大的盗后施暴案件的定性问题,谈谈自己对“当场”范围的认识。我国司法界对“当场”的范围基本上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当场”仅限于罪犯实施盗窃的现场,离开了就不属“当场”;二是认为“当场”不仅指罪犯盗窃的现场,还包括其盗窃后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毁灭罪证的其它场所和时间;三是主张“当场”主要指罪犯实施盗窃的现场,但也包括在现场发现     

试论信用卡诈骗中牵连犯的认定

一、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如何认定的问题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可见立法上认为信用卡就是一种支付凭证,盗窃了信用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占有了他人的财物,而盗窃之后的“使用”行为是盗窃行为的延续,所以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应以盗窃罪一罪定罪处罚。但是笔者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不应定为盗窃罪,而应当定为诈骗罪,理由如下:     

情报信息主导盗窃案件的侦查

情报信息主导盗窃案件的侦查,就是以刑事犯罪情报信息为主线引导对盗窃案件的侦破工作。在侦查破案的各个环节,通过搜集、分析、使用情报信息来指导侦查决策,为侦查破案工作“定向”和“定位”,实现对盗窃案件打击的精确度。建立信息预警机制发案预警针对盗窃案件行为人作案环境选择性(作案时间和地点多有选择性)这一特点,通过刑事案件信息系统和预警研判平台,关注盗窃犯罪规律特点及最新动态,重点     

财物是否“失控”是划分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志

“两高”就办理盗窃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作出了新的司法解释。其中对如何划分盗窃犯罪的既、未遂作了新的规定,即“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盗窃未遂”。这段文字明确表明,物损与否是划分盗窃既遂还是未遂的标志。然而,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多年来的司法实践,都是将犯罪行为是否具备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作为判断既、未遂的核心内容的。在处理盗窃     

盗窃案件数额标准掌握不宜过高

盗窃数额的大小是表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严重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盗窃案件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因此，在确定盗窃数额标准时，应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8年3月26日公布的盗窃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一2000元为起点。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缴额巨大”以50O0元——20000元为起。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30000元——100000元为起点。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形势严竣，盗窃发案率较高的情况下，从严掌握是…     

不动产盗窃行为入罪问题之研究

我国刑法对于不动产盗窃行为能否入罪并无明确规定,学界对此也多有争议。刑法上的“物”的概念应与民法上的相关概念衔接,不动产作为物的重要种类,同样应该得到刑法保护。从不动产的“窃占”手段特征、“窃占”行为属性、所有权变动制度以及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等方面出发,可以得出结论,盗窃不动产行为成立盗窃罪。     

“移动”是区分盗窃未遂与既遂的关键

盗窃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其行为有未遂和既遂之分。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盗窃未遂。”从此条规定看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是区分盗窃未遂与既遂的标准,造成损失是相对于受害人而言的,采纳的是“失控说”。在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失控说”,有人主张“控制说”(相对盗窃行为人而言),而多数主张的是“失控加控制说”。以上都可统称为控制说。笔者认为,以是否对财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