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1949年10月1日，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员。毛泽乐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可，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立关系。”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思采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他们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继续强调坚持独工自主的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富有活力

今年是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富有活力。在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今天纪念此事,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冲突迭起、动乱不已,根源就在于: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它们无视别国的主权,侵犯别国的领土,干涉别国的内政,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搅得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得太平。     

略论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思想

如何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所认真探讨、仔细研究的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美国的“大国责任论”,前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周恩来从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依据中国人民的利益,经过艰苦的摸索,提出并推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已被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接受,成为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关系准则。 一、周恩来提出、完善并推广和平共处思想 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思想已初见端倪。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这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思想已有所体现,但内容还不够完整清晰。他的这一思想是在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中国西藏问题时首次完整提出的。周恩来在谈判一开始时就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后来,双方又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吉林大学李世华今年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世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世界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中、印、缅三国在１９５４年所共同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     

资料

简称“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同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在印度德里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这五项原则,并且认为“在他们与亚洲以     

“搁置外交”不可弃用

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当年邓小平关于处理中外领土争执和国际争端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相信后人会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办法。四句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原则，应该全面地来理解。     

美国对化政策何去何从?

今年二月,本刊登载了我写的《论“变”》一文,谈到里根政府为了适应内外形势需要,在外交政策方面似有图变之意,但又受到主客观的限制,变与不变,变好还是变坏,尚有待观察。 这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正是如此,似乎变好的决心未下,变坏又有些扭捏作态。 去年八月,里根政府同中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再次肯定美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明确表示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干涉     

艰难的回归历程

艰难的回归历程单小娟路自成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后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清政府后的我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英国对香港的永久主权，也从未停止过收回香港主权的斗争。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及战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两个...     

东北亚体系秩序转型与其集体安全合作问题

东北亚正处于国际秩序再造的重要转型期,其独特的安全环境与安全结构,加之复杂的历史因素与意识形态,造成了这一地区巨大的安全压力。疏解东北亚安全压力的最佳方案是,规避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倡导多边性质的区域主义,促成东北亚安全合作,建立东北亚安全新秩序。为此,必须坚持平等互利、互信协商、互相尊重和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开放性等原则。     

东北亚体系秩序转型与其集体安全

东北亚正处于国际秩序再造的重要转型期,其独特的安全环境与安全结构,加之复杂的历史因素与意识形态,造成了这一地区巨大的安全压力.疏解东北亚安全压力的最佳方案是,规避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倡导多边性质的区域主义,促成东北亚安全合作,建立东北亚安全新秩序.为此,必须坚持平等互利、互信协商、互相尊重和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开放性等原则.     

人民同意与人民主权——西方近代以来两种民主理论传统的区别、困境与误读

西方近代以来有两种民主理论传统,一是民主主义传统,二是自由主义传统。前者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后者的基本原则是人民同意原则。学界对这两种原则存在诸多误解,如把人民主权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或者把人民主权原则与人民同意原则混淆在一起,或者把人民主权原则理解为西方政治的现实等。实际上,这两种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体现的是统治的民主,即人民直接掌握立法权,后者体现的是被统治的民主,即最高权力掌握在代议机构手中。二者在实践中都存在诸多困境,其中人民主权的困境使其在西方政治中还无法成为现实,但其中的合理因素即公民对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仍可能具有克服自由主义民主弊端的潜力。当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主主义的民主传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大生命力

今年6月,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四十周年。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经过四十年的实践和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显示了最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公认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在中印、中缅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1955年4月,亚非地区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经过各国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制订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它们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所承认和接受,并载入了一系列的重要国际文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概括最基本     

科学辨识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内涵

在现代国际社会,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具备四个基本要素,即固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健全的政府组织和完整的主权。中国一词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具有包含各民族在内的历史文化政治主权实体的含义,成为具有近现代国家意义的正式国名,从而也迅速在社会上和国际上广泛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的全称和专用官方国名,迄今整整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正式而庄严的国名,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

在中国漫长且广阔的海域,存在着重要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海域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益,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安全利益。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否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海洋方面的安全。     

邓小平处理周边争端问题的战略性思维:构想与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根基于和平、立足于大局、着眼于互利,提出了处理中国周边争端问题战略性思维的战略构想,其中"主权属我"是根本前提,"和平协商,合理解决"是第一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第二原则。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所面临的领土领海争端,在多年来的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效,也积累了众多的经验。中国在解决与周边国家间领土领海争端中,和平协商是重要方式,合作共赢是重要理念,"不惹事,不怕事"是重要原则。伴随中国实力的增长,周边有些国家以"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将中国视为发展威胁,使我国的周边关系中出现了个别国家阻挠"和平协商"、排斥中国"共同开发"、扩大和强化非法占有有争议领土控制权等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仍然要坚持以邓小平处理周边争端的战略构想为指导,坚持"主权属我",强化主权行为;推进和平协商,治理合理解决;尽量以"共同开发"推动"搁置争议"的实现。     

从香港问题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香港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全世界都在注视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吸收各种合理意见,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保留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样,就将出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局面,即在中国领土上,在社会主义制度居于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内地的社会主义和香港保留下来的资本主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并存。     

原来如此

如果有人问:越南与柬埔寨韩桑林政权是什么关系?这恐怕连小学生都很清楚:一个是占领者,一个是傀儡。 可是,这种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事儿,越南当局却不承认。不仅如此,河内当局的领导人常把他们与柬伪的关系吹得天花乱坠,什么“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啦,什么“尊重相互的正当利益、平等与相互信任”啦,简直美得不能再美了。     

发现、先占理论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的适用

钓鱼岛列屿历来为中日之间严重的领土纠纷。对于钓鱼列岛归属,中日各执一词。中方一贯坚持钓鱼列岛历来属中国所有,后被日本窃据,并通过《马关条约》加以割占并强行占领至今,后根据有关国际条约应归还中国。而日方则认为,其是通过国际法上先占理论取得的对钓鱼列岛主权的。然而,在国际法上,国家领土的取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要件,这就是所谓的时际法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发现理论以及新型欧洲国家主权扩张时期先占理论的要素进行分析,进而导出钓鱼岛主权的真正归属。     

我国农业领域政府主权外债利用管理研究

政府主权外债是国家利用信用筹措资金分配外国资源的一种方式,其既担负公共财政的职能又具备金融信贷资金的属性。从历史上看,农业产业就一直是政府主权外债重点支持的领域,但是在以往执行的项目中,经常出现因为配套资金不足而影响整体项目规模和效益的情况。实践表明,本着政策引导、规范运作、互惠互利、协同推进的政策原则,综合运用内外资金捆绑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政府主权外债资金管理绩效水平。运用资金全过程管理理念,保证项目资金借得来、用得好、还得上,同时要有效化解现有债务规模,并降低潜在债务风险,这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也是对政府债务管理人员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从历史和法理角度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中国史籍记载表明钓鱼岛属于中国,明清开始中国就对钓鱼岛实施实际管理。甲午战争后直至日本战败投降,钓鱼岛长期被日本霸占。二战后,根据包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内的各种国际法律文件,钓鱼岛在国际法上回归中国。钓鱼岛一带海域发现石油后,美国明里暗里支持日本对该群岛的主权要求。面对历史留给中日两国的悬案,日本有识之士应尊重历史与法理,从而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