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委托代理的困境与信任格局

经理阶层认为,信任是建立供给关系的关键,民营企业却缺少这种制度的供给.按照茹克尔关于信任的三种模式.民营企业在治理中是基于身份特征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其信任格局会因关系表现而异,具有差序格局的特点.虽然传统信用规则的功能弱化,也出现"杀熟"现象,但民营企业正处在社会转型中.家族关系以外的社会网络连接出现破损,企业成长发展受到传统伦理信任资源弱化和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制度信任严重残缺的双重制约.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民生领域政策供给主体的界定——基于政府信任数据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失效跟社会个体对政策供给主体的信任有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成为社会个体最敏感、最关注的公共政策。基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有关政府信任的数据,对民生忧虑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做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民生领域中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污染忧虑中的噪音污染、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安全问题,显著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医疗忧虑中的看病贵问题、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公共设施问题,显著提高中央政府信任;水污染、噪音污染忧虑和居住忧虑,显著降低地方政府信任。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政府信任"的政策主体界定新模式。这一新模式有别于以行政权力层级来界定公共政策供给主体,既可以提高民生领域中的政府绩效,改善民生问题,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基于知识图谱(Cite Space)的国内外政治信任研究主题与发展脉络分析

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维持政治稳定与推进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政治信任直接关系到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社会成长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运用知识图谱(Cite Space)对国内外政治信任经典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获取政治信任的研究主题和发展脉络,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国内政治信任研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经过分析发现,国内的政治信任研究还不太成熟,在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可以从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进路中借鉴,厘清政治信任的前因后果,将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学实证调查和理论探讨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重建公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西方的经验

当今时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衰退趋势。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显示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是一个由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现象。为消除政府的“公众信任赤字”，西方国家在重振公共机构活力的“政府再造运动”中通过建设掌舵型政府、合作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电子化政府以及廉洁型政府等举措以期能够重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信任关系。     

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与信任对象的个人特点有紧密联系。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是否担任村干部这些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都对个人的信任度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的信任度。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证据

对于以关系取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在性别、年龄和城乡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构成性成分中，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社会网络、邻里互动和朋友交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亦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对于不同群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而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男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均对中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而朋友交往则对青年居民的影响更大；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朋友交往则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体现了西方社会原有解释命题的有效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适用性，为国家和个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提供了参考。     

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重塑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改革探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2019)》(CSMR)的民调数据,揭示了受访民众对政府官员及办事人员信任程度不高的现象,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主客观因素。结合北京市2019年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重构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优化路径与策略举措。新时代加快政府治理思维转变,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浅析西方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的危害

西方社会思潮好坏兼备的特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我们应该始终坚信和矢志不移坚持的方向,对于这样的方向,西方社会思潮给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作用。本文深刻探讨并理清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起源、发展和现状的种种特点,认真思考其对我国社会制度的各种威胁的起因、程度和解决方法,并指出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构建的危害。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较为系统的信任研究理论或流派,它们分别是:信任文化论、信任结构论、信任制度论和信任转型论。     

论行动主义路径中的政务诚信建设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首先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蹈西方社会契约型信任的老路,找到能够推动信任体系改进和诚信文化型构的中间力量——政务诚信;同时需要找到使政务诚信建设和社会诚信提升的行动主义路径——政府及各类行动者作为诚信规则体系及信任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制造者和改革者,引导社会进程并改变诚信文化结构与信任规则体系及类型,完成以政务诚信建设带动社会诚信提升的目标。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行动者,在行动主义视角下聚集社会治理体系中各类行动者的资源,以"元治理"的定位鼓励、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在不同平台、用不同方式共同处理公共事务时,产生相互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需要的良好关系,完成政府信任资源与政治文化相互的构造过程,以政务诚信建设引导、培育社会精神与文化。这就需要形塑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者,造就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的服务实践者。要在公共生活的健全中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在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体系建设中"导(道)之以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信任社会资本积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好坏直接反映的是党的社会资本的多寡,而社会资本的多寡就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通过对信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回眸,从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关联入手,阐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党拥有的信任社会资本的重大影响,探析党的社会资本下降的现状,并提出了从改善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入手,维持和增强党的信任社会资本的途径。     

社会信任与腐败

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国外政党培植信任的若干做法及启示

社会对政党的信任是政党重要的社会资本，世界各国政党在其自身建设和政治行动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政党信任的要素，并以此推动党的发展。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政党培植与增强信任资源的诸多做法，总结出四点共同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政党信任的基点、核心、保障和关键，以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信任与家族企业成长

信任是家族企业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家族企业实现持续成长有赖于外部社会信任环境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本文首先对信任概念及其主要类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详细探讨了信任对企业所有权结构变化及两权分离行为的影响;并就此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国家族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政策建议。     

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政治信任研究——以上海五所高校为例

社会转型期上海五校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的特点:对政治制度信任度较高,但参与度不高;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分层;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存在分化;对政府经济能力的信任呈现二元对立;对社会政策的信任反差较大。在分析形成该政治信任状况成因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政治信任起源：文化论与制度论的解释路径及其超越

政治信任起源的解释路径可分为文化解释论和制度解释论两类。前者认为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规范,涉及政治文化、社会资本、人际信任等社会文化环境;后者主要从理性选择假设出发,认为政治信任来自于对政治制度可信性的理性评估。两者关于信任起源的解释都存在方法论上的不足,文化主义存在着目的论和解释有限性的问题,而制度解释论存在工具理性的局限性,两者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缺陷都可能成为探究政治信任起源的障碍。要理解政治信任是如何加强、减弱或巩固的,就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将制度解释论与文化解释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政治信任问题的价值判断和制度判断的要素加以分解并进行量化验证,以此为基础提出政治信任变迁或者形成的可能路径。     

转型期中国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基于“白领沪漂”的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对政治稳定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它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流动群体作为社会系统的活跃部分,其政治参与度和信任度对建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以"白领沪漂"为例的实证调查表明,伴随着社会意识多元化,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状况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重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政治的高关注度低行动度、对政府的信任由高层政府组织向基层政府组织逐渐降低、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政府的认同分离等方面。从拓展流动群体诉求渠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入手确立社会成员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是推进流动群体政治信任的重要手段。     

该拿什么来拯救跌破及格线的信任危机

背景:近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其中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无独有偶,截至1月10日14点,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推出的"社会总体信任指标下降,你有反向情绪吗"投票中,选择"我容     

改进政风与提高政府公信力

信用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政府信用则是社会信用的支柱。孔子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国家信用主要是指政府信用，而政府信用就是社会公信力。古语云，“民无信不立”。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