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伦理向度的问题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部门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必定体现着公共部门的某种价值取向。公共政策伦理向度的凸显是社会治理伦理价值位移与公共政策价值观嬗变的使然。公平公正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发展理念和永恒理想，理应成为一个民主、健康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基本伦理价值准则；作为对社会中人的基本问题的回应，以人为本无疑是公共政策伦理向度的核心。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共政策伦理向度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利益均衡机制的构建、公共政策运作伦理机制的培育以及公共政策主体伦理自觉的养成等一套机制得以体现或实现。     

政党协商的多向度考察

政党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党协商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生动的民主生活实践,是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价值等协商因子与合理养分,对于扩大政治参与、增进政治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政党协商的形成和发展,伴随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而不断完善,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有其特定的逻辑前提和内容要素,其政治向度、主体向度、制度向度、效应向度等向度内涵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深入探究。     

论国家治理视野下文明创建活动的治理能力——以湖北省为例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等活动,为社会创造了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让群众生活得更有道德、更有文化、更有品位。笔者认为,在完善文明创建治理机制的过程中,通过治理活动的开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一、文明创建缘何具备治理能力(一)文明创建治理体系的完善是文明创建治理能力的前提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安全诉求的三重人化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安全诉求的旨趣与方式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所差异,但是其以"自力更生、和谐安宁、以人为本"等为核心的基本诉求却具有一以贯之的一致性与恒定性。从人化视角看,这些诉求至少凸显了这样三重向度:一是以"自力更生、合作交流"为要旨的主体人化自觉,二是以"世界和谐、人类和平"为旨趣的客体人化考量,三是以"以人为本、弘扬人性"为旨归的价值人化向度。三重人化向度既契合了当今国际科技安全关系人道化发展的需要,又走出了解读中国科技安全诉求之"技术统治论与威胁论"的双重错误思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安全诉求强烈的道义责任感和伦理使命感。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三重理性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意趣、方式与进路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所差异,但是其民主协商、人本和谐、自主创建等基本诉求却具有一以贯之的恒定性与共同性.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这些政治诉求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协商、倡导共识"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民主合作、人本和谐"为意旨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自主躬行、开拓创新"为要旨的实践理性向度.三重理性向度虽各侧其重、各显其用,却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立意高远、运思缜密、层次分明的有力明证.     

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展呈、危害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政策主体危机。政策主体危机往往会带来降低公共政策威信的消极性后果。型塑和完善以政策决策主体为核心、参议主体和参与主体共同参与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合理的决策权力体系是消解政策主体合法危机的治理之道。     

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表征、后果及消解之策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政策主体危机,具体体现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参议主体与参与主体等维度危机。政策主体危机往往会带来降低党和政府政策信任和威信的消极性后果。型塑和完善由政策决策主体为核心,参议主体、参与主体共同参与的多方位、多层次、合理的决策权力体系是消解政策主体合法危机的治理之道。     

从“管理”到“治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路向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在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向度、治理目标、治理途径、治理理念和治理逻辑等多个维度展现出其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不断探索与推动意识形态管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转变,是新时代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路向。     

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展呈、危害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政策主体危机,具体体现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参议主体与参与主体等维度危机。政策主体危机往往会带来降低党和政府政策信任和威信的消极性后果。型塑和完善由政策参与主体为核心,参议主体、参与主体公共参与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合理的决策权力体系是消解政策主体合法危机的治理之道。     

十六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四重向度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立足变化着的新实际、新情况,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懈探索和伟大实践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诉求和历史使命。诠释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应该立足于多重向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的理论向度,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向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向度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节约资源的理念、保护环境的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为特征的理念向度等四重维度。     

社会治理:多元发展及其现代化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被广泛的认知与推广。社会治理并不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全然退出,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正确定位和能力建设。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一字之差,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式的重要转变。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运行向度以及治理手段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一性转变成现在的多元性,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格局,并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中国梦的三大哲学向度

中国梦内涵深刻的哲学理念。中国梦包含三大哲学向度,即主体向度、实践向度、价值向度。从三大哲学向度解读中国梦,有利于把握中国梦的哲学意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视角解读中国梦,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国梦的哲学意蕴。本文拟从主体向度、实践向度、价值向度等"三大向度"对中国梦进行深刻解读。     

基层治理转型研究——基于政府、集体与个人互动的逻辑

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富人作为新型治理主体治村一直成为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随着国家意识通过基层政权向村庄不断渗透的过程中，通过治理任务、治理方式、治理空间的不断转变，基层治理进行着相应的调试，逐渐出现富人治村回归的现象。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意识、不同的政策以及不同的中心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村集体与个人的互动机制，反映出不同的治理任务体现不同的基层政权渗透状况，影响着治理主体的参政动机。同时，治理任务和监督体系的不断转变也影响着治理空间，治理方式也相应得到调整，形塑出基层治理所遵循的不同的治理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是指治理主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安全、经济、环境、犯罪等)而进行的制度性协商与合作。全球治理民主化要求在进行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应对议题的基本概念、合作的对象以及应遵守的规范具备基本共识,否则就会导致民主赤字。当前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阻碍在于因参与主体之间实力不平等所导致的议程不明确、主体缺协作以及规范单一等民主赤字。以全球人权治理为例,各国在参与人权治理的进程中仍然存在对基本人权缺乏共识、行为体缺乏沟通以及人权规范缺乏对话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总结中国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球治理民主化的系统性阐释,为缓解民主赤字提供理念和行动上的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治理议程上强调和平权与发展权的优先性,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各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在治理规范上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提供一种代表性与包容性兼备的中国方案。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改革全球治理体制必须跳出西方中心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推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才能缓解当前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推进人类共同事业的发展。     

核心政治:内涵、价值及其发展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为社会基础、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为组织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神纽带的"三维立体结构"的核心政治。这种核心政治模式的价值蕴意体现在有利于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有利于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和谐性;有利于社会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核心政治"的发展应把握好四个向度: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治;二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政治;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文化"政治;四是以和谐有序为目标的"民主"政治。     

高效能治理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

高效能治理已逐渐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在当代中国,高效能治理需要充分体现主体的参与性、方式的简约性和效果的高效性,它是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环境相互耦合、不断优化的积极状态和更高水平的治理质量。我国推进高效能治理的主要基础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的彰显、治理方式的革新和人民的积极参与;在推进治理高效能进程中,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涉及制度运行成本较高、社会合作机制不够健全、条块关系有待优化。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核心政策议程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全过程治理创新、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和参与格局、强化法治建设以提高行政效能以及加强和创新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性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形成的历程中有着不同的思维向度。但不同的思维向度都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认识的不断深化，都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理论品格和价值取向等共源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形成的历程中有着不同的思维向度。但不同的思维向度都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认识的不断深化,都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理论品格和价值取向等共源性。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绿色治理路径创新——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为例

"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需重点防范沿线自然环境阻滞、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张力等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围绕生态环境治理出现的域外大国同质政策竞争等生态环境衍生风险。对此,中国可以探索治理主体开源、治理过程持续、治理手段多元、治理客体共生、治理结果共享的绿色治理新路径,这一新路径不仅能够系统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而且能同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针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在"一带一路"提出以前,便通过与周边国家积极分享水文数据、立足自身主体地位参与对话会议、坦诚回应外界水电站建设质疑等方式开展了次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绿色治理实践。基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丰富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国应从引领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共识、打造区域强效制度、分享绿色扶贫经验、探索第三方市场绿色合作等方式,积极探索以系统性治理逻辑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绿色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