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的分析与思考——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中的制度及行动调整

由政府组织系统对扶贫资源进行分配、管理和运作,是中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贫困问题的一大特点.然而实践说明,政府主导的扶贫行动目标经常发生偏离和转换.由于实际参与扶贫的政府组织系统、扶贫项目及资源流向的操作设计、扶贫对象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扶贫资源经常流向非目标群体或领域.为提高扶贫效果,减少扶贫目标的偏离与转换,我国政府已对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进行了创新性调整,本文提出,还需要对扶贫具体行动作出对应性调整,包括更新扶贫资源的承接载体、实现扶贫行动主体的多元化等.     

透明政府：研究现状与发展初探

我国学术界对于"透明政府"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一研究拓展的视域表现在五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但是,有关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对此,笔者提出了研究的几个发展方向与建议.     

服务型政府概念研究综述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对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在学术界还存有不少争论.虽说服务型政府一词已被大多数研究者采用,但仍有部分学者对这一提法存有异议,如有人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西方相关学术理论形成的,明显脱离中国实际.与服务型政府同样流行的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关于两者的关系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两者是平行关系;两者是等同关系;公共服务型政府优于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优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研究服务型政府其他政府形态的关系方面,多教学者认为民主、法治、责任、服务、质量和效益等诸多现代政府形态是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学者对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呈现出"一个概念,各自表述"的局面,主要表现为从价值理念、政府模式、政府职能、实践操作和综合概括等角度来各自界定其内涵.     

建国以来民族乡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

民族乡作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政权实体，建国后，中国政府及理论界从政策、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综述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起源于西方,但是“服务型政府”概念却是我国学者的创造。关于服务型政府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公共”理论的界定、政府治理模式角度的界定、范式理论的界定、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维度的界定以及目标导向角度界定。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可归纳为：变革理念、引入战略工具选择、探索规范化的制度创新、引入社会化和市场化机制。对服务型政府的质疑和挑战则体现在：关于公共服务是“顾客主权”还是“公民主权”、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争论、以及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异化等方面。     

农村精准扶贫中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合作及行动方略北大核心

精准扶贫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的主导性战略。文章根据政府与慈善组织在过去农村扶贫实践中的关系演变,提出当前要致力于构建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型扶贫模式,以其动力原理为理论基础,从内外因角度出发,强调要发挥各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并设计提出了一条以合作、对接、运作、反馈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型精准扶贫行动路径。     

我国反贫困理论中有关扶贫项目运作研究述评

对贫困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 ,但关于扶贫项目运作系统的研究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而且主要都是对各类扶贫项目运作案例的实证分析 ,理论规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文献集中于由亚太发展中心 (APDC)主持的关于扶贫项目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和世界银行有关的研究工作报告之中。反观国内的情况可以发现 ,无论是对反贫困基本理论的探讨 ,还是相关的扶贫项目的研究 ,其进展基本上与反贫困的实践同步进行 ,大致沿先介绍后研究的轨迹而展开并不断深入。     

网络监督的兴起与政府行为模式创新研究

当前网络监督在日益彰显着自身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为政府的形象建设提出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而传统的政府应对模式,主要表现为无所行动、反应滞后、消极敷衍、堵截封锁和打击报复等几种类型,使政府形象遭到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网络监督下政府形象提升模式的提出和构建显得迫切并且必要。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研究综述

人口老龄化趋势迫使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何处理好养老服务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向市场主体购买养老服务成为必然。遵循线性逻辑思路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什么、为什么购买养老服务、如何购买养老服务、购买后的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有助于厘清和推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研究综述

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异同出发,综述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的经验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政府改革的经验研究分个人经验归纳型、描述型和解释型三类进行了综述。对于西方国家大量的解释型的政府改革经验研究成果,则从组织社会学、行政生态学、制度分析和政策执行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的异同,并指出我国政府改革经验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建设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大量扶贫资源的实际运用,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其健康权、参与权等基本权益也得到相应的保护与保障。从此意义上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就在于保护贫困群体的基本公众权益,并从中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权益问题容易被忽视并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收入被过度关注、公众权益保护的不平等以及政策的前瞻性与战略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化解这些难题需构建一种机制性的保护屏障,具体表现为挖掘中间性组织所具有的赋权和授权功能、以"可行能力"为视角和方法的标准转移以及畅通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中不同子系统政策间的衔接与整合等措施。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政策学习视角下农村扶贫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研究

政策学习是由内生学习、社会学习和政治学习构成的复杂、多维和多层的结构体系,将其应用于分析农村扶贫政策的过程,可揭示出这一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内生学习确保了精准扶贫政策吸纳前两个阶段政策的有益经验,同时对其带来的不足和弊端进行矫正,使得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更加科学化;社会学习促使政策行动者对贫困问题的理解更加明晰、多维和深入,并通过学习机制反馈到扶贫政策的各个方面,促使政策内容、执行方式、资源供给、参与主体等方面发生重要变革,构成政策演变的核心;政治学习则聚焦农村扶贫政策释放的政治意涵、时代价值和责任认定,并伴随政党资源调动、监督考核和惩戒机制等过程,使政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外延持续扩大。总之,内生学习和社会学习使得扶贫政策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得以显著增强,而政治学习促进了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显著提升了扶贫政策的效能。     

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行动者网络及其制度化研究

作为资源下乡的重要实践载体,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围绕行政权力、资本和私人关系等,形成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行动者网络;竞争性扶贫项目的基层运作过程是否规范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公平正义实现效果。行政吸纳型、资本注入型和“权力—资本”互动型三种竞争性扶贫项目行动者网络在基层运作的去制度化现象,迫切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统领,揭示和探索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行动者网络的制度化逻辑与路径;在为多元行动主体提供制度规范框架的同时,要兼顾多元主体的行动自主性,为维护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公平正义提供制度条件与主体基础。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数字竞赛与双重博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

基层政策执行会出现偏差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并不明晰,多数研究均是从单一视角予以阐释。通过深入考察易地搬迁中“拆旧复垦”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融合视角入手,讨论“拆旧复垦”政策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互构下发生了转变,为何完美的指标数据与文字背后却发现政策执行陷入模糊或搁置状态。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在发展导向的逻辑下,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寻求搬迁规模最大化以谋求在“数字竞赛”中胜出;在压力型体制的上下博弈中,基层政府采取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策略以有效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在不完全信息状态的混合博弈中,政策受众在理性计算之下与基层政府形成了“合谋的沉默”。文章的贡献在于,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没有囿于讨论科层结构的弊端,而是从政策设计本身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互构的视角出发解读其内在逻辑。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实现可持续脱贫是落实新时代党中央"脱真贫、真脱贫"要求的新指向,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可持续脱贫相关研究的梳理,阐释了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在风险防范、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能力提升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其内涵有机构成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能力"等五维复合系统。从外部环境的脆弱性、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欠缺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多维因素。基于内外协调与系统性治理的视角,从"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外部脆弱性的防控能力;完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强化脱贫效果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培育贫困治理内生动力,提升脱贫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等层面,提出提升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