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效率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政府行为,克服政府失效的问题,必须解决好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采取合理,适度的干预方式,合理界定政府作用的有效性边界,提高政府机构效率,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加强社会的监督与约束.     

政府经济权力的边界：基于经济法视角的思考

权力与权力主体的特性表明合理界定权力边界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政府经济权力缺乏合理的界定相关。政府经济权力的边界包括价值边界和事实边界。首先,经济权力的产生动因以及控制经济权力的目的表明政府经济权力应当以经济权利为价值边界。其次,市场容量和社会容量的客观存在表明政府经济权力所辐射的经济领域包括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失效的领域以及经济自治力量所不及的领域。同时,政府经济权力的行使应当遵守法定性、公开性、中立性和可诉性规则。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边界拓展的行动与逻辑——以 都经济区“1+7”到“8+3”为例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求完善和拓展区域合作发展机制,领域的升级和边界的扩大,是区域合作拓展的重要体现。其中,地方政府之间区域合作边界的拓展对推动实现区域一体化、深入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据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边界拓展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对合作伙伴的理性选择,基于获取集体性收益和选择性收益两个动因选择合作行为。合作边界的存在,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提供了边界内合作和边界外合作两种合作途径。地方政府选择合作伙伴的主动性强弱与边界内外合作的不同组合产生了不同的合作边界拓展状态。地方政府根据个体动机的改变和外在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组合中进行调整,以改善地方政府的合作绩效。2011—2017年成都经济区295项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地方政府边界拓展的主要趋势是从边界内合作演变为边界外合作、从被动合作演变为主动合作、从单中心合作演变为多中心合作。目前该经济区呈现出"纽带选择"的边界拓展状态。为提升合作绩效、实现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偏好结构,激发合作主动性,改变合作途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公正程序与公共原则:地方政府边界重划的三项主张

本文原题为"Redrawing Local Boundaries:Deriving the Principles for Politically Just Procedures",选自约翰·麦里格莱纳(John Meligrana)主编的《地方政府边界重划:政治、程序与决策的国际研究》(Redrawing Local Government Boundaries: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Politics,Procedures and Decision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罗南·帕迪森(Ronan Paddison)现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理系教授、高级荣誉研究员,曾任《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空间与政治》(Space and Polity)等国际人文地理、城市治理研究主流期刊主编,长期从事区域城市治理与地方政府规划研究,在多中心城市治理、社会政策以及城市政治变迁领域造诣颇深。从政治地理学与市政管理学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边界重划及市政辖域分并调整,其实质为城市空间和区域资源在特定行政结构、发展结构、财政结构背景下的再次组合排列。因此,地方政府治理与城市治理在关注相关改革动因与管理技术的同时,不应忽视地方政府边界重划的公正程序与公共原则。在本文中,帕迪森教授通过审视地方政府边界性质以及地方政府边界重划所涉问题,指出重新建构更为适当的地方政府边界应遵循三项主张。具体而言,地方政府边界重划应反映地方相关主体的偏好和需要,应具有公平的、透明的和相对较易实现的程序,还应包容不同层级精英的合理利益诉求。     

试谈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

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当政府干预市场造成资源浪费和资源低效率配置时,客观上就需要进行市场调节,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探讨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限度,将政府作用控制在适当的边界内,就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互联网”: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政府决策优化的新媒介

公共选择学派,在构建公共选择的理论框架、论述公共决策的过程时,能比较清晰地透视政府决策失效的原因,对促进政府决策优化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而日益成熟的互联网,也逐渐成为公共选择理论克服政府决策失效,实现政府决策优化的对策应用于实践的新媒介。     

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职能定位浅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欠发达地区发展,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地方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要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对其职能进行合理界定。     

老年社会福利供给中的市场作用及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人口老龄化与福利国家危机的全球化背景下,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福利供给模式受到挑战,多元化和市场化成为福利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的主旋律。目前我国老年社会福利供给体系建设处于由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元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责任平衡与边界划分成为福利改革的关键。其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特点使得这一部门在与"责任"和"效率"相关的福利供给范围内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势。对市场作用及实现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合理界定市场的责任边界和作用方式,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推动我国老年福利供给体系建设。     

与市场共演：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新策略

在市场化环境中，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具有“与市场共演”的特征。这种特征的表现之一是，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向营商环境治理。研究发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反塑政府”“政府与市场互惠”的共演过程，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转变提供了不竭动力；而在共演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政府与市场重复博弈的良性互动，推动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向着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持续调整。政府作为市场作用机制发挥的“助市者”，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双强模式”的重要基础，这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鲜明优势。     

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权的边界

随着各地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纷纷建立,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权的边界问题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权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对其边界进行科学界定。从理论可能和现实约束来看,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权的边界应该界定为:地方金融服务、地方金融管理、促进地方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创新、管理地方国有金融资产。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特点

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与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相比 ,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边际性 ,进行“增量改革” ;二是区域性 ,在本地区范围内发生作用 ;三是试验性 ,作为中央正式制度创新的前奏 ;四是微观性 ,只涉及个别领域和个别制度要素     

与市场缺陷相应的政府缺陷

市场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介入经济。政府在介入经济的时候,也存在缺陷,政府缺陷来自政府本身。为了避免由于政府干预经济而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应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关系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权力逐渐增大。由于激励和问责机制的不健全、"行政区经济"的弊端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乏力,一些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消极贯彻执行的对策,出现不合作博弈现象。当前,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我国地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立法思考

地方党政机关豪华办公楼建设是长期以来备受各界诟病的现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屡禁不止，深层原因在于封建官衙建筑等级文化的遗留、官员公共财政意识薄弱及行政问责不到位、缺乏法律规制等。杜绝和防止政府办公楼建设中的超投资、超规模、超标准问题，不能仅限于现行体制内的行政措施回旋，应当及时总结国内地方的改革经验和汲取世界各国管理模式中的先进因素，进一步上升到法律层面进行调节和规制，运用法治化、规范化思维加以管理，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资产管理改革方向，也才能更为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     

政府主导与政府“瘦身”——兼论重塑国资委和国家资源委员会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必须由政府主导，但政府主导有一定界限，它不应主导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应该从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中退出的是政府，而不是国有企业。应在各级“人大”领导下重塑国资委和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实现政府“瘦身”计划。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分开，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市场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建成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营利组织发展辩证关系初探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然而,市场并非政府职能转变的唯一承载者,政府的某些社会职能应当且只能由非市场主体承担。本文试图就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分析,以期证明发展非营利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政策建议

长三角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需要加强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从1982年提出成立“上海经济区”开始,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经历了初步试水、地方政府自发合作与央地协同三个阶段,协同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需在现有行政区划下真正破壁行政区经济,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使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形成合力,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提升整体竞争力。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效与反思——以上海市政府购买岗位为例

随着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也正在实现从传统的科层制治理向合同制治理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购买服务成为政府服务供给模式的新选择。上海模式的特点在于政府购买岗位,其采用多点推进、由点到面、覆盖社会服务多个领域、多种聘用模式并存的做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着政府购买岗位适用范围模糊、在编人员工作效率有待提高、编外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所购服务缺乏合理的价位调节机制等值得理性反思的问题。     

关于地方经济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把市场经济纳入法制的轨道。立法是法运行的开端,加强法制建设必须加强立法工作,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在暂不便由国家先行立法或国家米不及立法的领域由地方先行经济立法,既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又为中央立法在该领域积累了实践经验。同时,地方经济立法又为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对于地方经济立法的基本问题——地方经济立法的概念和特征,依据和原则,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和探讨,就显得格外重要。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治理

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治理是地方政府作用于产业集群的有效方式。产业集群的政府治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表现。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市场机制,激活中间体组织的治理功能,转变政府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