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际特警营的日子(上)

2000年5月至2001年2月,我出任援外工作,担任南美洲厄瓜多尔国家特警队、厄瓜多尔“第七期国际特警培训班”及厄瓜多尔高等警官学校的“警察个人防卫”课教官。在厄瓜多尔期间,我主要对“第七期国际特警培训班”学员进行擒拿格斗方面的技能培训。另外,还受邀对厄瓜多尔的其他特警队员、要人警卫人员、边防警察及部分警衔晋升的警官进行“警察个人防卫”的训练。最后,我又受邀延期对厄瓜多尔高等警官学校学生进行授课,前后受训人数约440人。并在厄瓜多尔的主要城市基多、瓜亚基尔、昆卡、蒙达及杜如根进行了汇报表演,深受各界欢迎。在厄瓜多尔…     

阳光灿烂的日子(下)

农村妇女新的历程新中国的建立对封建经济制度保留最完整的农村来说,意味着跨越历史阶段的飞跃。没有名分,没有发言权,充当会说话和生育子女工具的农村妇女更是如此。共产党运用革命战争的成功经验,“男女一起发动”,新解放区的数以万计的农村妇女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投身土地改革。湖南岳阳新庄一位姓李的老太太,为地主干了４５年长工,只落下两间破草房、三块砖头支成的灶和一个讨饭碗。这个一生相信“命里有来定规有,命里无来莫强求”的老太太,在工作组的谈心中第一次细细想了自己一生的道理,地主家飞檐高翘的大屋正是榨干自己血…     

我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日子

<正>虽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没有签署《规约》,但中国政府一直关注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每次都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大会。去年8月,我有幸应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长奥坎波先生的邀请,到他的办公室工作3个月,这使得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这一在2002年成立时被誉为“国际法领域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创新意义和最令人振奋的事件”,是“理想主义战胜艰辛而又无奈的现实的胜利”的新生机构的运作。     

我在微软的日子

1994年的一天，正在美国洛杉矶的我收到微软的面试通知，于是启程赶往微软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到达机场，按面试通知介绍，我出示身份证，报上微软的名字，机场立即打出机票给我，过程只花了5分种。下了飞机，按指示，我在第一个门口找到了租赁汽车的地方，同样这般，我很快拿到了车钥匙，并把车径直开往微软指定的酒店休息。     

我在林子村的日子

7月18日-20日,我到开发区林子村驻村调研,吃住在村民李万年家中。5月5日《时代周报》以《邳州汉能项目灌屎征地专打女人》为题,报道4月18日汉能项目在围墙施工中遭遇部分群众强烈阻挠一事,就发生在这个村。     

我在东帝汶维和的日子

今年 5月 13日,在东帝汶首府帝力举行了中国维和民事警察维和奖章颁发仪式。从 2000年 1月至今,我国共派出四批维和警察,共计 74人次。目前,中国警察中有一名同志担任东帝汶过渡当局警察副总监,还有多名同志担任了地区警察局局长、副局长等重要职务,中国维和警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为祖国争了光。     

飘雪的日子(小说)

大海在夜的怀抱中沉睡着,长长的栈桥性足于微波之中。薄薄的云层后面透出的轻柔的月光,映照着夜空中踯躅的雪花,梦幻般笼罩着黑沉沉的海面。四周的一切静谊无声。此刻,丁紫燕再也无缘在这银光中摘掉,再也得不到轻柔的海风抚弄她曾经清纯如泉、浪漫如诗的少女的心弦！如今,她已经成了一名出卖国家经贸机密的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海滩那头的拘留所003号四室,等待着审判日期的到来……1三年前,丁紫燕从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出版社工作。半年多文字堆里爬格子,她渐渐被骨子里的一种不安分的东西所困扰——啊,原来编辑工作…     

我在挪威做外交官的日子

1997年3月,我成为驻挪威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开始了我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外交舞台的波澜壮阔,外交斗争的惊心动魄,外交官生活的酸甜苦辣,值得我回味和思考的东西有许许多多。但海外学子无疑是其中最精彩的一页,他们对祖国的挚爱和血浓于水的情感,他们的拳拳报国之心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1998年那个难忘的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全线告急,中华民族在经受着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洪水在     

在台湾蹲监狱的日子里(二)

我们五人自此沦为台湾宜兰“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丙区的在押者,作为“特敌对象”,与数百名“偷渡客”关在一起,开始了暗无天日的248天囚禁生活。 台湾共设立了三个专门收容大陆人的“处理中心”,他们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很动听的名字,叫作“靖庐”,不知道的人会误以     

在台湾蹲监狱的日子里(一)

读音也许还记得,本刊2000年7月、11月和2OO1年5月曾3次发表独家报道文章。向读者介绍了“银鹭号”帆船在台湾被扣事件,被扣船员家属赴台探视及船员在台坐牢的一些情况。作为这5个受难者当中唯一的新闻记者,《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力最近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15万字的书,准备出版。本刊经作者同意,摘录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编者     

我在维州警院二十一天(下)

６月２２日 终于盼到了来澳的第１３天,全团同志尽管连日来都很疲劳,但各个精神振奋,因为总算能够实地看到维州警察机构的最高指挥控制系统了。 首先是参观、学习维州警察中心通讯指挥系统一计算机通讯管理处。该处主要职责,一是负责全州无线通讯的管理。维州警方有两套无线通讯网络,一套是覆盖维多利亚和墨尔本市的通讯系统;另一套与联邦政府警察总部保持联系。两套系统在特殊需要时可以互相集群。全部无线通讯系统共有无线电频点十一个;二是接受群众报案和求助,并根据案情下达处置指令。与我们 １１０系统职能相同。他们的报警号…     

我随总理在灾区的难忘日子

6月5日，温家宝总理第三次踏上了四川灾区．再次赶赴唐家山堰塞湖，亲自指挥排险救灾。我作为医疗保健小组组长，在24小时里跟随总理，转战北川唐家山堰塞湖、绵阳等地，目睹了总理在灾区的分分秒秒，亲身感受到人民总理爱人民的伟大情怀。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下)

【"没有什么反动学术权威"】1972年,我总算从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再去耀邦叔叔家时,就常讲一些科学方面和科学院里的事情。耀邦叔叔对科学非常关注,他常问去他家的年轻人,近来有什么新发明、新发现,他很愿意听。他说:我现在虽没工作,但我不能跟时代脱节。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人家,这些年差距更大。他对文盲下了新定义:"不懂科技,就是文盲。"年轻人爱说"小道消息",他有时就引导大家不说这些,而说科技方面的事。     

回忆我的父亲侯炳垚(下)

大好人父亲是个好人,正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叔叔讲的:"你父亲有特点,不是一般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父亲有特点、了不起,用我母亲的话说:"你爸是个大好人,也是个死心眼的人。"父亲的"死心眼",是我母亲常讲的"笑话"。"千万不要寄皮袄!"那是1958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大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正如火如荼     

我在三味书屋(上)

一、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我当警卫员的日子

初冬的一天,我慕名专程前往采访1959年在庐山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曾负责警卫毛泽东主席的原江西省军区庐山警卫连战士宁春良。     

今天是我的日子

自己的眼睛要动手术了,很大惊小怪的。到了医院,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大人小孩的眼科病人。小的很小很小,老的很老很老。坐着站着蹲着拥挤着,好像火车站候车室。我难过起来,从书包里掏出纸、笔,伸开左手当小桌板,写,站着写。我的左眼已经上了麻药,闭着,只打开右眼,好像打开一只聚光灯。我的笔便在我眼睛的追光中飞舞。快打句号的时候,听到护士一声喊:陈祖芬!天,轮到我了,刚才     

怀念我的大伯季方(下)

正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榜样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继而北平和平解放,大伯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他以华东解放区代表的资格参加了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初,他已年届花甲,但热情更加高涨,积极投入组织分配他的工作中去,先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农工党主席等职务。他也曾当选几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委员,后又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他身居高位,不搞特殊,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南京,都留下了他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佳话。在北京任职     

我与民进领导人在一起的日子里

1981年2月,我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说起来,也可算是自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以后的早期会员。退休后,曾有人问我,20多年来,在民进组织中感受最深、最值得回忆的往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与民进领导人在一起的日子里,是我印象最深、最难忘怀的事情。统战意识的启蒙1984年12月,因南通民进机关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将我从学校调到市委会机关工作。当时市委会主委是南通民进创始人吴志仪,她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民进市级组织领导。算起来,到2003年我退休时,与吴老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同志加同事的关系已有19年之久。我清楚记得,到机关工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