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政府行政体制结构关系与机构改革

我国政府行政体制结构关系主要是政府在与社会、与市场、与企业、与政党、与人大、与自身等的协调中形成的—这些关系影响、决定着政府在政治系统中约定的问题、职能和权力的分配运行、效率的提高等等。同时,也影响着政府机构的产生与配置、运转与协调、改革与发展……     

从机制到体制:地方政府创新逻辑——以行政服务中心为例

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改革产物。十多年来,在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舞台上,展示了便捷的身段,体现了服务的热情,收获了社会的满意。然而,它所展示的改革基本处于机制层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服务中心普遍出现困惑。如何从机制变革上升到体制改革,这是行政服务中心普遍面临的挑战,也是当下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从行政服务中心角色转换中展示的机制嬗变与体制改革萌动出发,思考地方政府创新的逻辑,即从经济、社会、政治、法治、管理等方面分析行政服务中心机制修缮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应是破解行政服务中心与生俱来的不足与日益明显困境的一种路径。当前,行政服务中心面对的体制问题主要是:当地政府的审批职能是否能全部集中在行政服务大厅,如何明确窗口与原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如何设置服务大厅窗口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如何将整个行政审批流程置于全局性的监督下。     

中国单位体制的演变与新型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建构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政府和社会的二者关系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单位体制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形成并呈现出中国特有的特点。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在改革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非企业组织和公益性组织的兴起给整个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在具有传统思想的中国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经济、政治和组织条件。由于单位体制的退化,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趋势,使得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社会管理的方式也从传统的统治方式向现代的治理方式转变。     

地方政府改革中县级行政体制创新与模式转型

当前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理论研究层面欠缺,目标模式选择不确定,现有的行政体制存在制约,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的目标导向,应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确立科学合理的价值理念,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和创新措施.其基本路径是以改革为突破口,进行权力结构的调整与革新,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条"与"块"的权责关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实现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科学界定新形势下县级政府的职能,合理核定县级行政单位的机构设置,探索大部制改革之路.     

大部门制视野下社区行政体制的创新

我国社区自治发展程度，取决于社区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度和深度。现行社区行政的小部门制，既产生政府效能问题，又使社区陷入行政化困境。我国社区行政体制改革，是微观层面上建构“大部门制”的过程，其突破口是社区业务流程再造。     

新时期行政改革的重点:创新体制 建设服务型政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改革不断推进。在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社会发展基本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实现了"基本适应"之后,行政改革依据新情况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应将行政改革工作的重点逐渐从"破旧"转向"创新",即,当前行政改革要以体制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重点。     

从体制创新入手遏制违法行政

违法行政是依法行政的对立面。从根本上遏制违法行政,必须加大行政执法体制创新力度。在当前,要特别注重行政执法的内在动力、内有结构、行为规范、实现途径及操作手段的创新。     

“行政社区”的困境及其突破

“行政社区”这个概念,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在地域范围上与行政区划基本重合,社区建设的一切项目、活动和事业,都离不开街道办事处的策划、组织、资助乃至操办。因此,严格地讲,与规范概念对应的那种“社区”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于是,本意为减轻政府负担的城市社区建设,因为行政的包揽反而使社区成为政府的又一包袱。突破“行政社区”困境,打破行政与社区过于密切的关联,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方向,这也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在要求。     

政府绩效与行政成本的关系研究

政府绩效与行政成本之间既存在动态上的递减式曲线变动关系,又存在静态上的约束关系,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较明晰地研究政府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之间这种逻辑关系,对相应的政府行政管理现象进行归类、分组,为对政府行政成本和绩效问题进行把握提供分析依据。     

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政逻辑的自主性辨析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实现经济转型,是"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基本前提和要义之一,也已成为当下我国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重要议题。本文认为,在此过程中,压力型体制下形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逻辑中的自主性仍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显然需予以再定位。那么,地方政府的这种自主性何以可能?有哪些主要变量因素?其行政逻辑转型的目标模式又应是什么?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讨论。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管理创新

近年来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进行改革。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出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能达到许可法的规范要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论我国政府领导体制不完善与行政低效率

行政效率的提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从影响行政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政府领导体制上进行论述,叙述了领导体制不完善造成的行政低效率,进而论述政府领导体制改革与科学化对提高行政效率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领导体制不完善表现在领导层次过多、领导幅度过宽、权力过分集中、干部人事机制不合理、领导决策水平低。因此,结合我国政府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来改革政府领导体制,其措施主要有科学合理设置领导层次和幅度、合理制约领导者的权力和适度扩大下属权力、完善领导干部人事机制、提高领导者个人素质和决策的水平。但是,政府领导体制的改革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以符合我国领导体制的实际情况。     

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行政体制的创新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原有政府模式的的改革,是对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涉及行政体制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从政府组织、机制、制度、技术等各个层面进行创新。     

当代中国内地的行政救济体制

当代中国内地的行政救济体制主要由行政机关救济、司法机关救济、权力机关救济构成,三种救济体制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但无论是行政机关救济,还是司法机关救济,抑或是权力机关救济,为行政相对人所能提供的救济都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受我国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与观念的影响,行政救济体制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因此,进一步增强救济机关的独立性,完善行政救济程序,拓宽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未来中国行政救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制约与主动建构:地方政府行政逻辑的“善治”之道——以义乌案例分析为视角

实现现代化,乃中华民族百多年来不懈探索追求的目标,但只是及至改革开放后的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特质才得以渐趋明朗。然而,有着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背景的中国,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必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章以义乌为分析范例,通过对这里地方政府行政逻辑逐渐趋向善治的嬗变为描述依据,试图揭示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是如何在制约与主动建构之间逐渐走向现代性的制度均衡。作为其中的核心议题,则重在关注地方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之间共容利益机制的形成及其对建构治理型政府不可小觑的积极影响。     

信息技术与行政体制扁平化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环境变得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社会要求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科层组织结构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弱点。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和组织效率,促成了沟通高效平台化和决策过程透明化,推动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传统行政体制面临着结构性重组。     

对中国行政体制创新的一点思考

进行行政体制创新 ,构筑新型的行政体制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显出来。运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理论对行政体制创新的制约条件和阻碍因素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 ,“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和行政体制创新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行政体制创新 ;制度知识储备不足制约了行政体制创新的范围 ;由于存在“路径依赖” ,使得行政体制创新难以有所突破 ;另外 ,还有行政体制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在行政体制创新中 ,应利用意识形态的作用促进行政体制创新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行政体制创新 ;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注重制度知识的储备 ,借鉴其他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创新经验。     

行政裁量基准的逻辑

行政裁量基准是我国行政法学界近年的一个关注热点,不过学者们的理论观点纷纭,对其褒贬不一。明晰行政裁量基准的内在逻辑是客观公允地体认它的价值的前提。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裁量的对立概念,形式逻辑上而言,其具有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品性。但在实践中,行政裁量基准只能以"织网模式"来控制行政裁量,其运行逻辑又与行政裁量并无二致,只不过加大了规则的密度,缩减了行政裁量的幅度而已。另外,行政裁量基准在遵从法律的表象下,实质上是以"命令模式"驱动的,属于行政权的自我从善,难以受到其他权力的有效制约,导致其适用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