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廉政肃贪一瞥

美国：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由总统签署的《政府道德法》。该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官员必须公开其财政收人，并提交公共财政收人报告。另外，官员的配偶和未独立生活子女的财产也必须报告。这种报告向公众公开发布，公众有权要求查阅。对报告的审查，主要由各部门道德监督官员进行?如果报告人有违反道德的行为，部门道德官员将对报告人提出忠告．严重者必须辞职或调职。     

当前道德迷局：滑坡还是爬坡

道德迷局在当今＂道德滑坡＂的舆论纷扰中,食品安全危机、官员腐败、政府不作为、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等社会问题,令人扼腕叹息。但与此同时,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等＂道德模范＂的出现,又不禁让人心生温暖。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公众最反感哪些失德现象？怎样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     

郑功成、贾康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郑功成:听了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报告的主基调是要实现经济转危为机、让民生获得全面改善,我认为"转危为机、民生为重"是报告的核心思想。贾康:总体而言,我感觉去年秋天启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型,正在开始表现它的合乎逻辑的政策效应。郑功成:在强调应对危机的同时能否转危为机,取决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四项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这就是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贾康:思想教育和道德劝戒更多解决的是让官员"不想腐败",惩治手段主要解决的是震慑官员"不敢腐败",只有严密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才能够达到使官员"不能腐败"的境界,这是最值得追求的。     

政治道德的实现途径

以德治国的核心是政治道德的实现,而从学理分析,道德作用的特性是自律,实现或形成的特性是他律,因而根据不同途径的特性道德实现有自律性和他律性两种实现机制,而他律性实现机制是群体性道德实现的主要途径.制定<政府官员职业道德法>,设立政府道德局等则是提升政治道德的具体途径.     

和谐政治的道德建设——论由引咎辞职引发的官员道德建设问题

和谐政治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民主,而民主政治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另一个方面就是作为权力的主体的官员道德建设。官员道德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是个古今中外都倍受关注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奉行的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轴心的道德自律原则;在西方社会则是以制度监督为主的道德他律。2002年开始实施引咎辞职以来,一批官员相继引咎辞职,再次把官员道德建设问题置于社会关注的焦点。加强官员道德建设问题就是要坚持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辨证统一。     

官员道德与公民道德的关系

官员道德与公民道德是不同道德主体的不同道德水平要求，两者在表现性质、内容、形式和手段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当前，我们既不能以官员道德替代公民道德，也不能以公民道德取换官员道德，公民道德是官员道德的基础，官员道德是公民道德的延伸和发展。一、从性质上看，官员道德表现为群体性道德，公民道德表现为个体性道德所谓官员道德，即指官员的职业道德。它是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在官员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既是官员在工作实践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也是他们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职业修养。官员道德作为党和人民对官…     

公共危机中我国政府的媒体应对探析

公共危机中,加强政府媒体应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政府媒体应对还存在着政府官员的媒体应对能力簿弱、制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加强公共危机中我国政府的媒体应对,需要从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体应对能力、完善政府的新闻发布机制、完善新闻媒体的管理体制以及构建强大的民主执政文化等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论政府诚信建设的重塑路径

政府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而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政府诚信危机已经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政府诚信危机的根源主要在其自身,其重塑路径体现在道德、法律和行政三个层面。     

现代政府官员腐败根源探微

现代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社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人的本性、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论述了腐败产生的根源 ,认为对人的本能约束的软化是现代政府官员腐败产生的人性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政府官员的负面影响是历史根源 ;道德约束的软化和法制的不健全是现代政府官员腐败的社会根源。     

美国式腐败

“合法”腐败美国最大的腐败就是将腐败“合法”化。政府官员发家致富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官员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几进     

论引咎辞职入法的制度伦理向度

引咎辞职入法是新近全国人大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的一大亮点,这一制度的道德基础包括制度伦理和官员道德两个方面的内容。引咎辞职实施推崇的是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时的道德自律,但在我国,由于政治文化缺失和制度供给不足,引咎辞职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却是当前我国的现实选择。作为首部规范我国人事管理的法律,引咎辞职入法体现了制度伦理和官员道德的有机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官德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良好的官德促使政府官员运用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不良的官德则导致政府官员运用公共权力为非公共利益服务,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产生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和竞争性,极易诱发某些官员任意支配公共资源,损害和危及社会的根本利益,因此应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工作,让政府官员自觉主动地建立起一道以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内心防线,通过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使官员权力运行科学化、法制化。     

和谐政治的道德建设——论由引咎辞职引发的官员道德建设问题

和谐政治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民主,而民主政治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另一个方面就是作为权力的主体的官员道德建设.官员道德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是个古今中外都倍受关注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奉行的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轴心的道德自律原则;在西方社会则是以制度监督为主的道德他律.2002年开始实施引咎辞职以来,一批官员相继引咎辞职,再次把官员道德建设问题置于社会关注的焦点.加强官员道德建设问题就是要坚持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辨证统一.     

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传播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公共危机传播管理主要是指政府或者危机管理决策者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或其他控制手段，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信息传播活动。有效的公共危机传播管理能引导社会舆论、促进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整合社会资源应对危机，做到转危为安。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的手段曾主要是大众传媒，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使危机传播主体多元化，危机传播方式多样化，加大了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如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成为新时期加强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的重要课题。     

新媒体环境下的官员素养

正今天的官员应该具备"直面批评的包容心与纠错力的素养";具备"更加平民化、人情化的语言素养";具备"获取、分析、评估微博上各种信息的信息素养"等。毋庸置疑,近年来官员的整体形象在民众的心目中大打折扣。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主持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指出:"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处于高危状态,危机事件高发、易发,官员形象的形势更加严重,社会负面     

国外问责制的实践和经验

1．明确问责的前提。划定官员责任。问责需要有前提，这就是要明确责任。瑞典公共管理局把瑞典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划分为三类，即：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又具体分为刑事责任、赔偿责任和纪律责任。政治责任主要是指民选官员应该对其政党及选民负责，内阁成员应该对议会负责。道德责任是指官员必须具备优秀的职业道德，严格自律，树立良好的形象。     

美国人的腐败

美国最大的腐败就是将腐败合法化。政府官员发家致富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官员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几进几出。在政府内他们是积累经验,建立关系,然后就下海去赚钱,几年后再上岸,过几年再下海,如此下海、上岸,再下海,直至灭亡。     

财产申报制度在美国

官员有非法所得,将受到没收财产、丢官或判刑的处罚;有专门机关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繁多的财产申报项目使官员不能隐瞒一点额外的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以后,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并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又被称为“阳光法”。美国在1965年就颁布了《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     

以幸福指数作政绩考核指标有何不宜

据人民网2006年10月4日提供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表示,我国将首次公布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参考指标。消息公布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课题主持人邢占军教授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幸福指数是反映居民“主观幸福感”(心理体验)的指标,不宜用来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此言一出,很快就有网友发表博客文章随声附和。那么要问,邢占军教授何出此言?凭什么断定国民幸福指数不宜用作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指标?如果我们据此怀疑邢教授有什么不良…     

政府官员应提高新闻素养及应对媒体的能力

政府引导舆论的能力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由于新闻素养的缺乏，我国政府官员在应对媒体时出现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应从提高适应媒体能力，塑造政府良好形象和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等三方面来提高政府官员的新闻素养及应对媒体的能力，从而加强政府对舆论的引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