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生命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2004年6月14日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祝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向与会各国政治家和学者表示敬意,并愿与大家共同探讨五项原则的生命力。50年前,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世界宣示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致力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友好合作的愿望,确立了彼此间发展或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当时,整个世界被“冷战”阴霾所笼罩,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制约了国与国之间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冲破这种制约的果敢尝试。尽管初期遇到各种阻     

“口水扶贫”时代会终结吗——试析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非洲行动计划》

20 0 2年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洲行动计划》对非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减免和经济援助 ,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新机遇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债务减免和经济援助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由此可见 ,八国集团“口水扶贫”的时代远远没有结束。因此 ,非洲国家的发展最终只能靠非洲人自己 ,非洲人不能对八国集团的援助寄于厚望。     

百年大变局的实质与当代特征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在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时代,国家的兴衰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绝非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21世纪以来,中美不同的治国之道和治世之道各有优长。面向未来,中美如何把贸易摩擦变为模式的协调与磨合值得研究。在新时代,对中国来说关键是要确保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国家力量的几点看法

关于国家力量的评价,国际学术界早已有种种研究,注意到的问题不外乎人口、面积、国民生产总值、资源等等可以估量的因素,以及国民意志、政府效率、外交影响等难以用数字表现的因素。鉴于社会制度、历史背景、自然环境迥异,国家之间相对的、变动的、无形的     

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北大核心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由于美西方在短时间内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脱钩,俄在外交、贸易、能源、基建物流、身份认同等加速“转向东方”。此次“向东转”时间之紧、程度之深、意义之大绝无仅有,但前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目前看,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永久“背离西方”,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只倚重“东方”,更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将发生彻底转变。相反,作为“世界主权中心之一”和“独特国家文明”,俄罗斯将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在国际秩序变革期肩负“独特的历史使命”。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他们的主要兴趣在防务和对外政策方面。新保守派的对外政策思想特点:强调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美苏间的关系;崇拜军事力量,迷信大棒政策;鼓吹里根主义;反对缓和与共处;信奉“美国至上”“唯我独尊”。他们对里根外交政策的总方向是支持的,但对里根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则不时提出批评。     

1794─1848年柬埔寨与越南、泰国的关系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吴哥以后的柬埔寨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国家重心从吴哥向金边的转移，这意味着商业和人口的移动；二是泰国和越南在柬埔寨历史中扮演角色。因此，研究十九世纪的柬埔寨也必须看到其对外关系背景。柬埔寨同越南和泰国两个国家的关系，在这两个比柬埔寨大的国家的对抗框架中存在。对抗产生于无论谁都不愿承认对方具有平等和优势地位。反过来，这种非情愿性部分可以从朝贡外交的传统观念追寻，朝贡外交强调朝贡者与受贡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确实，19世纪东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仪式交换礼品以表示不同的国家身份和…     

中东形势演变及其前景

始于2010年年底的中东大变局堪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动,其结果是埃及等4个国家政权以3种模式被更替,以变革求稳定成为地区主要政治潮流,伊斯兰主义力量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迅速崛起,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地区主导地位明显上升。这场变局对于相关国家来说是探求符合伊斯兰文明和自身国情发展道路的一次努力,然而,要综合解决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伊斯兰与现代民主、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民选政府与军方等多重关系,势必要经过较长时期曲折的震荡甚至冲突。     

柬埔寨与中国新年文化的对比研究

新年 (在本文是指农历新年 )对于中国人来说 ,意味着团圆、祥和与欢乐 ,意味着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 ,吃着可口的年夜饭 ,欣赏着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而在东南亚最古老的国家———柬埔寨 ,新年对他们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呢 ?与中国的新年相比 ,又有何不同呢 ?围绕两国新年产生的新年文化又是怎样的呢 ?“年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是人类创造的社群活动的独特形态节日诸特质的复合体。它包括实物、信仰、心理、习俗、道德伦理、艺术等。”①新年文化属于年节文化中的一种类型 ,是围绕新年而产生出现的…     

国家主权、思想自立与发展权利——试论当代非洲国家建构的障碍及前景

由松散分割的传统部族社会,向统一聚合的现代主权国家过渡,是当代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与基本目标。在此发展阶段上,非洲国家需要形成有效能的中央政府,且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融合,以国家力量来集中资源,动员民众,培植国家情感,追求发展目标。迄今,国家成长与民族融合这两大任务在许多非洲国家都没有真正完成。为此,非洲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变革运动,从自身的现实需要来追求理解政治的意义,从经济的角度来把握政治的本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来建设国家,维护国家主权,追求思想自立,方能最终实现国泰民安,富强稳定。在维护非洲国家主权、推进非洲国家成长方面,中国可以发挥更多建设性的作用。     

《拉丁美洲人对美国的爱与憎》

这是一部反映拉美人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学术著作。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那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敌视的双重关系,并阐述了他们的发展过程及其根源。作者认为美国与拉丁美洲发展水平悬殊的原因是由于它们经历了不同的殖民时期,美国是由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英国所统治,而拉美则为日趋末落的西班牙封建帝国所占领,两个殖民国家本身的社会制度不同。宗教     

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广西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不足。“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对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广西来说意味深远。当前广西经济发展面临两大机遇：一是广西处在承接东部省份产业转移的最佳梯度；二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这就意味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已经纳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说：     

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政治影响

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在民族自我反省过程中,大俄罗斯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其核心要素是:(1)根深蒂固且极力张扬着的民族救世主义及其"帝国转移"理论;(2)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础上追求民族一致性;(3)帝国的俄罗斯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大俄罗斯主义对俄罗斯国家理想、对外政策、发展道路无不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作为一种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大俄罗斯主义特别强调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性,结果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和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日趋脆弱.在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也是其致命弱点.目前俄罗斯还没有一个一元化的国家思想,所以当今俄罗斯政坛上,意识形态多元化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的退潮.     

酝酿着重大变化的亚太国际格局

一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战后最深刻的、历史性的、转折性的变化,世界处在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在这一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走在前面的是欧洲。时届1990年岁末,“战后之后”时期的欧洲面貌的轮廓已大体     

军事结盟与国家安全

当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在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以建立多极制衡的世界秩序,从而既能维护世界和平,也能保障国家安全。但是有一些大国、强国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逆世界潮流而动,大搞军备竞赛,对奉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采取歧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特别是他们人为树立对立面,进一步强化军事结盟,企图以此来维护其“国家安全”,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秩序,实现其霸权目标。事实上,无论是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现状还是从军事结盟的基础来看,军事结盟既不能带来世界和平,也不能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一、世界发展史昭示我们,…     

对东亚模式的几点政治经济分析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中找出共同之处,是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发展模式的归纳是有意义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它是在既不全盘否定传统东方文明,又不照搬西方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中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

欧洲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国家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欧洲现代国家构建内在包含着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国家构建的双重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形成在时间上早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在逻辑上优先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从国家构建动力的角度来看,民主化抗争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推动了欧洲国家的民主转型,而且促进了众多的民生制度建设。从国家能力与民主化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强国家能力是公共权力民主化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公共权力民主化是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条件。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启示在于:现代国家构建与公共权力民主化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能够达到辩证统一。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     

俄联邦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制约关系

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关键地位。对于俄国来说,从经济空间质量、经济空间的不均衡发展、在空间极度不一致条件下保持国家经济整体性等角度出发解决问题,意义特别重大。空间经济(不是“点状”宏观经济)发展的动态是通过区域系统和综合指标来测量的。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就是各地区发展速度的平均值,而后者相互间的差异很大。因此仅仅利用这种宏观指标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做出诊断和预测,几乎就等于是根据全体住院患者的平均体温来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一一做出评价。而用空间经济的办法研究国家经济要求把全国经济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