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的制度,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针对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现状并结合国外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构建方面的优秀做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的建构进行探讨。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自然资源市场的法律调整

我国正在推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建立自然资源市场的政策。采用行政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相结合的综合调整机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模式,是正确对待和改革完善现行的利用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调整机制的可行性思路。     

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是实现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重要制度和手段.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构建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非常必要,但还存在着缺乏生态补偿专门立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中补偿主体不明确、补偿方式较单一、补偿管理不规范以及补偿标准不明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建议.     

关于土地有偿使用的几个法律问题

文章指出: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法律性质而言,土地有偿使用权是一种地上权;制定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条例和与之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是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法律途径。     

《宪法》第九条的民法学分析

《宪法》第九条是有关自然资源法律问题的宪法性规范,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资源的权属、利用和保护三个方面。它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二元结构制度的根源。本文通过对《宪法》第九条的文本分析,剖析自然资源的性质,界定它的范围,厘清宪法规范上的所有权和民法规范上的所有权存在的差异,从而发现当前自然资源法律制度设计的不足并提出修正的建议,保障全体国民在自然资源上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福利。     

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及其启示

美国、欧盟和墨西哥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对于WTO出口限制法律制度和中国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该案的判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WTO出口限制法律制度内在的不平衡性,如果不能予以纠正,有可能导致自由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输"。另一方面,该案也充分暴露了中国现有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弊端和不可持续性。中国应以该案败诉为契机,对我国的自然资源管理乃至整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加以根本反思,并通过加强源头管理、强化国内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控制来完善我国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和政策。     

谈紧急行政权的构建

紧急行政权是目前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必不可少的制度。紧急行政权的构建和运行对国家管理意义重大。本文明确了我国紧急行政权的法律性质，阐释了构建依据，并结合公共危机存在的状况，对构建紧急行政权这一法律制度展开了理论探讨，以期为我国相关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科学构建律师超市

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仅靠行政手段和行业管理是不够的.解决请律师难的问题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市场理念.立足中国的实际,构建律师超市和法律互助既能为律师拓展业务和规范服务搭建平台,又能为社会接受全面、规范、低廉、便捷的法律服务提供保障,同时可以实现律师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公职、公司律师制度间的优势互补.     

论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完善

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作为自然资源权属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从法律的规定上分析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接着对目前该制度的缺陷进行说明,最后对如何改革和完善这一制度在分析评述目前学界的三种思路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德国森林国家公园的所有权及其公物管理与利用制度研究

我国以自然资源为主体构建起来的风景名胜区一直以来广受门票费用过高以及违规开发严重的诟病。面对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我国法学界的学者们则从自然资源之上的国家所有权以及这些风景名胜区作为公物时的管理与利用的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本文认为,我国的物权法制度受德国法影响甚深,且德国行政法上的公物制度也较为成熟。因此,通过对德国森林国家公园的所有权制度以及其作为公物时的管理与利用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能对完善我国以自然资源为主体构建起来的风景名胜区的所有权以及公物利用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法学对依法执政的功能

法学是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正义之学、权利之学,对依法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学为依法执政提供文明的执政理念、构建最佳执政模式、合理配置执政资源、营造良好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行依法执政,必须重视和发挥法学的功能.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主体、客体、内容、行使、救济与责任等方面都与物权存在本质差异，其并非处理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以确立特定主体对特定物的“直接支配”为内容的民法物权，而是划分国家与个人界限，为“全民”意义上的抽象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间接干预”资源利用提供合法依据的宪法公权。资源国家所有权与资源物权并非同一层面的事物，二者并不排斥，而是互补并存。国家所有权只是形成资源利用秩序的前提，资源物权才是建立秩序的关键，其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无法从宪法权性质的国家所有权中推出。没有清楚区分公权与私权、公物与私产是导致国有资源与民众产生“疏离”、偏离公益本质的根源，这一状况应当改变。     

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西方法律全球化观念的历史渊源探寻

西方的法律大同观念由来已久 ,它经历了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法律全球化几个发展阶段。而在这些不同阶段 ,西方人对法律大同的具体理解是有差异的 ,这些概念记载了其中的异趣 ,也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曲折过程。研究这些概念 ,探索法律全球化观念的思想渊源 ,这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其涵义 ,显然是不无意义的     

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构建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首要任务是构建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自然资源与传统物权制度上的"物"不同,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双重属性。同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这些原因导致了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传统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之间存在差异。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应是对传统物权制度理论基础的借鉴和超越。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理学的视角探究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对我国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论"法律至上"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的基本方针加以确认。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要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就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它是实现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也是评价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理解,不仅要从法律自身来理解,而且要从社会关系的层次上,从人们的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考虑。正试图从现代法治的理性选择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     

对中国“入世”的法律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利大于弊,机遇与挑战并存;可推动我国的改革开 放,促进我国市场的健全和完善,受益于 ＷＴＯ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在国民待遇、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信息资源与电子商务法律、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自 然资源开发和国际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争端解决机制、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等问 题上,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

祛除国家所有权的法律神话,遵循解释论立场的研究范式,中国语境中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一个法规范系统。该系统包含基础性规范、确权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及管制性规范四个单元,分别由宪法文本、物权法文本和特别法文本予以载明。具备转介功能的引致条款把各单元串联成一个整体。在现代法秩序中,所有权绝不是由某一个部门法“独家经营”的法律概念。就所有权类型的理论反思而言,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蕴含着宪法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的双阶构造,纯粹私权说与纯粹公权说均难谓恰当。就自然资源使用的法律调整机制而言,应回归公物与私物二元区分的大陆法传统,并对“非对物采掘类”与“对物采掘类”自然资源作类型化处理,由此形成不同的规范配置。     

论信用卡滞纳金的性质及其治理

滞纳金作为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罚的一种类型，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故被喻为“合法抢劫”的信用卡滞纳金并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滞纳金。具有违约金性质的信用卡复利由于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所以本应该是违约金的信用卡滞纳金却利用行政法上滞纳金“督促履行”的功能而异化为剥夺普通民众财富的制度装置，对此，《合同法》与《贷款通则》却没有规定逾期贷款罚息的上限，《反垄断法〉也因其笼统的责任规范无法根治高额的信用卡滞纳金，因而，作为“过渡性杂种”的信用卡滞纳金有赖于信用卡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从而纯化为合同法意义上的违约金。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融合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具备趋同的法律保护客体———环境和自然资源、共同的法律调整对象———生态经济社会关系、相互融合的法律调整方法———立法模式 ,因此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应当融合而成为一个法律部门。     

论自然灾害下健康权的法律保障

自然灾害给健康权的可提供性、可获取性、可接受性以及质量保障方面带来了风险。健康需要与权利的密切关系以及国家的契约义务决定了国家必须化解灾民的健康权风险。国际人权条约和大量软法性国际法律文件为自然灾害下国家保障健康权提供了国际标准,中国自然灾害立法基本符合健康权保障的国际标准,但是仍有一定差距。为更好保障灾民的健康权,中国应该将人权保障原则作为灾害立法的基本原则,增加反歧视和照顾弱者的规定,明确宣示灾民的健康权,并制定《灾害救助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