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士绅的担当

乾隆四十九年，广东佛山镇的士绅商民愤怒了，选出代表到南海县衙门检控，抗议化工商人在佛山修建硝厂。硝厂的主人为李润汉、冯焕。当时他们并未经过官府审批，也没有环保测评的程序，暗中买通了当地官吏后，就在栅下河办起了硝厂。硝厂炼出硝后会产生大量废弃物，势必造成水道阻塞。     

宁波商人与宁波近代市政

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宁波商人不仅执近代中国工商界之牛耳,对宁波本地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对宁波近代市政的英献即是其中之一.近代宁波市政建设伊始,宁波商人就对之热心支持、鼎力相助,其作用体现于市政建设的各个方面,到抗战前,宁波已初步形成近代市政制度,城市面貌发生了迥异于昔日的变化.     

在杭州的近代宁波商人

作为浙商的重要代表宁波商人,自晚清以来十分活跃,足迹遍涉全国各地。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城市、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杭州,也是宁波人十分向往的地方。在经营活动中,除了投资近代的工矿业外,宁波商人以金融、药材、百货为重点,涉及南北货、饮食等行业。     

清末《商法调查案理由书》述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清末,全面移植西方法律成为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1904年晚清<公司律>移植法特点过于浓烈.清末商人强烈要求修改<公司律>,以适应当时大力发展公司经济的需要.这场发生在20世纪之初的商人自觉行动的最终成果--<商法调查案理由书>成为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奠基之作,深刻影响着后世的立法和研究.     

贵州绅商阶层的“实业救国”思潮

19世纪末,随着传统士绅向绅商阶层的转变,"实业救国"思潮在贵州扩散开来,成为推动贵州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所谓"实业救国",就是通过兴办实业的途径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期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社会受到极大震动,"实业救国"思想渐为世人所注意,从而发展成为一股社会思潮。     

试论清朝晚期商办铁路运动兴起的原因

二十世纪初，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民族主义的传播，资产阶级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同时政府借债官办铁路失权过多，引起国人的忧虑和政府的警惕，促使清政府改变其铁路政策。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鼓励和支持绅商投资铁路，各省绅商和爱国人士纷纷申请承办铁路，以开富源、保利权，中国出现了创设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     

近代宁波商人与上海经济发展

富有经商传统的宁波商人,深刻认识到上海崛起的地位和作用,抓住开埠的机遇,抢滩大上海,涉足近代上海经济各个领域,先在沙船业,后在金融、商贸、工业、交通、医药、房地产等各个经济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在商贸、航运、金融更是独占鳌头.宁波人在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至少创下了50个第一,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     

道教善书思想对明清商业伦理的影响--以《太上感应篇集注》为例

道教劝善书在明清时代的经济伦理中有重要影响。它既有契合于近代经济伦理的因素 ,也同样存在忤悖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在明清时期 ,相当数量的商人 ,一方面在思想上明显地受到了劝善书的启发 ,并自觉地将之运用于经济活动中 ,另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也深受劝善书的影响 ,走向宗教化的选择。     

研究“广东是民主革命策源地”时应当多讲讲中国共产党——访邱捷教授

正邱捷,1945年生,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二是晚清民国初年的广东社会。已出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军阀》(合著)、《近代中国民间武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晚清与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等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人运动

商人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民众运动。中共开展商人运动有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一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帮助国民党开展商人运动;二是中共独自主导了部分地区的商人运动。中共主导的商人运动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有的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以增加国民党左派力量;有的则主要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配合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等。国共两党推行商人运动的基本方略大体一致,但两者在商人运动的对象、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方面还有差异。开展中共与商人运动的研究,对于理解20世纪20年代中共的商人政策,理解此后中共对商人政策转向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江近代教育发展初探

雅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浙江是受外国侵略最早的省份之一,宁波(1844年1月)、温州(1877年3月)、杭州(1896年9月)先后被辟为商埠,列强以此为基地,向浙江各地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清王朝统治由盛而衰,清朝浙江当局十分腐败,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同时,浙江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商品经济逐步发展,产生了浙江最早的买办商人和产业工人,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近代工业,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抑下也开始艰难地发展起来。面对列强欺凌和封建专制的腐败,19世纪40年代以杭州人龚自珍为代表的部分开明地主和先进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理性解读“红顶商人”现象

"红顶商人"分为"官商"和"绅商",两者应区别对待."官商"与民争利,利用特权敛聚财富,不但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而且滋生政治腐败.要彻底清除"官商"现象,应采取制定"国家公务员法"、规范行业协会行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加强监督力度等有力措施.     

哪敢跟你比啊

教授对商人说:做商人多好啊!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有钱,富有得很。商人对教授说:当教授多好啊!摇唇鼓舌,四处捞钱,越来越像商人。哪敢跟你比     

论“商人优先战略”——关于“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的路径思考

"]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既有规划设计问题,更有路径选择问题。现在,规划已经得到批复,但路径还在选择之中。"商人优先战略"就是发展路径的一种思考和选择。它在舟山群岛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布局的功能和效果,其核心就是为了更好和充分地发挥商人的前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及其敏锐性、智慧性、效率性及其利益性的作用。它要求做到如下要点:商人资源优先开发、商人结构优先调整、商人投资优先保证、商人制度优先创新,等等。这是充分挖潜和发挥"舟山群岛新区""后发优势"的前提和基础。但创新此战略和实施此战略是两个不同概念。创新是一个理念问题,实施是一个科学问题。它们构成了"商人优先战略"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更有连续的方面。     

商人的精神境界

何谓商人?狭义地说,买卖商品,倒买倒卖,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商人;广义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生产都是为了销售,工厂厂长以及其他从事一、二、三产业的人,都可以称为商人。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里,许多企业科研、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已很难分辨谁是实业家,谁是商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重农轻商”,传统观念上对商人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参政现象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王朝的更替、国家政策的变通、国家经营与管理工商以及卖官增收的需要,是商人得以参政的四大原因。商人跻身官场,获得政治地位,标志着工商职业在社会分工中地位的改善,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比较有利的。同时,商人参政,扩大了封建政权的构成基础,促进了政权本身的稳定性,也大大减弱了商人阶层的反叛倾向,缓和了封建政权与工商业者的矛盾。不过,商人参政有时也导致逆向反应,官商结合不免会造成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研究动态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1987年史学界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五四运动中的商人问题有的同志提出,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其中大部分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也有部分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贡献,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商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较高的爱国热忱,起了重大作用。其理由是:第一,商人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声援、抵制日货、罢市等方式置身于运动的洪流中,给学生以很大的鼓舞与支持。第二,商人与工人、学生一起,参加了“三罢”斗争。商人的罢市在“三罢”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第三,在罢免曹、章、陆的斗争中,商人罢市使商业活动处于     

山东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 章丘市刁镇

<正>刁镇位于济南以东、章丘北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东周时期,这里就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册封重臣宁戚的采邑。近代中国"祥"字商号的创始人、"东方商人"孟洛川就诞生在这里。刁镇行政区划面积77.6平方公里,辖51个行政村、6.5万人。全镇拥有圣泉集团、中氟科技、华氟化工、胜邦绿野、天海新材料、银鹰集团、汇丰铸造等23家规模以上企业,形成精细化工和机械制造两大支柱产业,     

反腐倡廉公益广告选登

画外音:官商勾结,长期以来是一个常态话题。商人与党政机关及各级领导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商人作为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国家建设,都无可厚非。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商人只要与官员一沾边,人们自然会想到官商勾结。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站在商人的角度看,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中,即便是有钱的商人,在公权力面前也是弱者。     

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商人,比商人走得更远的是商品,比商品和商人走得更远的是文化。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感染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当今,文化交流越来越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途径,许多用传统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通过文化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