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原因探析

政策执行一直被视为政策的生命,在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终端的县级政府存在很多问题,选择性政策执行是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顽疾之一.如何分析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的原因对于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欧博文(Kevin J.O Brien)就曾对中国乡村的选择性政策执行现象进行过论述,他结合中国的基层情况和干部管理规则探析了我国基层选择性政策执行存在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选择性政策执行也有论述,将这种政策执行现象称作政策执行局部化.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制度分析——以W市为例简

W市的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主要有政策敷衍、政策曲解、政策附加三种类型。利益导向的机制是W市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内在制度诱因，而制度缺位是W市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外部原因。可以从建立政府间双赢的制度规范，建立制度性的权力控制体系，完善现行干部管理制度，以及加强监督制度建设等四条制度路径对W市的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进行治理。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及原因探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现象,会导致社会管理的无序或失控。公共政策拙行偏差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象征性政策执行、附加性政策执行、替换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政策执行、机械胜政策执行等。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可以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客体、政策自身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探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现实中有政策敷衍、政策利用、政策附加、政策照搬、政策抵制等表现形式。产生这种现象,既有集体主义方法论的主观原因,也有中央集权的体制原因以及公民参与缺失、法律规范失序等现实原因。从思想上矫正对这一现象的偏见,建构选择性中央集权与制度化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完善法律规范审查和公民参与机制,是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治本之策。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克服路径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牢固,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要选择合适的路径来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     

区别化执行：政策实践中乡镇政府的社会动员——以DFY水库搬迁过程为例

本文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以DFY水库上游保护区村居房屋整体搬迁过程为个案,探讨一种特殊的项目政策推进模式——区别化执行。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基于压力型体制下科层结构特点,在推进工作任务的不同阶段,通过这种动态、综合的执行手段来达到上级工作任务的及时完成和有效落实,借以实现他们在科层场域内的职业晋升愿景或不被淘汰出局。而在执行此类政策行为时,乡镇政府会针对行为对象选择性采取区别化政策执行方式,并具体呈现项目政策执行的基本行为面相,即在初始阶段对积极响应型群体的规则性执行,在胶着阶段对中性响应型群体的关系性执行以及在攻坚阶段对消极响应型群体的权威性执行。进而可见,乡镇政府这种区别化执行上级政策的实践逻辑是基于他们所处场域环境下的个体选择,更是为了因应治理体系现代化特点而形塑的综合性运作手段。同时,这种政策执行模式以及多重逻辑解释路径对乡镇其他中心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扩展性解释力。     

我国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探析

我国基层公务员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本身存在缺陷,二是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三是基层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要确保基层公务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提高政策执行效果,需提高政策质量,进一步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提高基层公务员素质。     

论公共政策的“执行互补”

公共政策的“执行互补”是公共政策实现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它不仅指政策执行队伍的互补，还指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执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信息等方面的互补，而其中每一方面又是政策“执行互补”的小系统。“执行互补”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在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因素阻碍着政策的有效“执行互补”。本文最后简要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选择性干预:农村居民消解政策执行偏差的行为分析——以湖北省S村为例

农民如何来选择性干预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偏差?对湖北省S村执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务过程具体实践的在场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通过政治话语、非常规行为和自我团结等进行自我赋权,搭建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活跃的草根组织增强了农民选择性干预村级组织政策执行偏差的能力。由于乡土场域宗族关系逐渐解体和基层"悬浮型政权"客观存在,村干部权威逐渐弱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和农村文化惯习双重制约下,村干部更多地只关注农民的行动选择是否会影响其政绩考核,对于村民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