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四镜”，让“隐性腐败”无处遁形

“隐性腐败”是相对于显性腐败而言的。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力度的逐年加大，一些贪官已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为。随着官员腐败行为渐渐从“地上”转为“地下”、由直接转为间接、由“现货”转为“期权”，“隐性腐败”便成为时下腐败行为的新特征。     

加强对“一把手”运用权力的监督

“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权力运行的中心，容易成为上面管不着、下面不敢管的监督“死角”，出现监督“真空”。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沈阳市近期立案审查或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腐败官员中，就有16人是“一把手”。因此，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和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遏制和防范“一把手”的违法违纪行为，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     

腐败的“显性”和“隐性”

腐败的显性方面和隐性方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针对腐败被人们认识和甄别的难易程度而提出的。腐败现象明显地表现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并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危害，我们把这一比较容易识别的特征称之为腐败的显性方面；腐败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需要调查、取证、分析、定性才能被制裁、处理的这一特征，我们称之为腐败的隐性方面。     

一体推进“三不腐”:生成逻辑、核心议题与实践要求

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命题的出场体现着对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斗争实践成就进行学理加工和学术化建构的尝试，应当将其置于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创新、反腐败斗争战略历史演进、管党治党实践驱动、腐败治理中外比较过程中去审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责任主体、方法工具、运行机制、政策策略、治理效能等方面。新时代，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能力和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大力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运用好“全周期管理”方式，持续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     

“集体决定”的蜕变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集体决定”变异成集体犯罪的案例不断增多，“集体决定”的概念被偷换、形式被利用，导致集体腐败之风屡禁不止。这种“形式合法”的腐败其实是腐败毒瘤的变种，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要切实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一把手”处于权力运作的核心，手中握有单位或地方最大的权力。所谓权力，其核心内容是人权和财权。腐败就是权力的滥用。以“长官意志”为主的用人制度和“一把手”财务收支审查制度，是一些地方的跑官风、吃喝玩乐风久禁不止的根源。监督力度应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权力运作的客观规律。“一把手”的权力最大，理应受到更有力的监督。只要对“一把手”实现了有效监督，对其他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的监督基本上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监督法规制度中虽然没有把“一把手”排除在被监督对象之外，但也没有根…     

管好领导干部的“八小时以外”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管住管好领导干部，特别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的监督，是加强干部监督工作、防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内容。     

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因素

权力腐败是各国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突出表现为腐败案件居高不下、“窝案”不断等。对此学术界提出了许多防范和遏制腐败的观点，这些观点各有其独到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防治腐败的关键在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或可借鉴：美国的“官德”建设

英国人阿克顿早在1887年就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了规范公务员的道德行为，防止公务员发生道德失范甚至徇私枉法事件发生，美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公务员道德监督柳制。     

加强对县以下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近年来，各级党委不断探索对党政“一把手”实施监督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何有效加强对县以下党政“一把手”用权过程及其行为的监督，确保公共权力使用始终在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轨道上运行，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仍然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两型”基层党建探微

在公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上海出现了管理型与活动型相结合的基层党组织。“两型”党组织适应了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政府承担国际大型活动和流动党员不断增加的需要。加强“两型”党组织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党内管理与外部活动、组织要求与自主行为、“显形形象”与“隐性形象”、组织权威与个人魅力、党内评价与社会评价等方面的关系。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拓展党员活动的新空间，是进一步完善“两型”党组织建设的主要路径。     

让政府采购远离“天价”腐败

近年来，政府采购领域不断出现“天价采购”现象，政府采购部门官员腐败案件时有发生。采购环节存在漏洞缺乏监管，相关法规不够细化完善，公民诚信道德指数偏低等原因都导致了政府采购领域饱受诟病。专家建议，只有细化制度，让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全程监督，“阳光采购”才能实现。     

遏制腐败重在扎紧制度之“笼”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盯紧重要时间节点，加强执纪监督问责，从具体问题抓起，狠刹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在当前反腐败高压态势之下，新的腐败手段不断出现，花样不断翻新，充分说明不良作风积习甚深，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把重点建设成为“廉洁工程”

中纪委负责同志最近要求，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查的重点。建设工程是腐败的易发地，“豆腐渣工程”、“烂尾工程”的根子就在于腐败。     

“一把手”腐败及其监督问题

“一把手”腐败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当前对“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严重缺位，面临很多难题，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一把手”腐败进行监督防治。     

如何规制“一把手”的权力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手握重权的“一把手”腐败占有相当比例，权力过于集中成“一把手”腐败重要因素。如何规制“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如何给副职分权？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话题。     

隐性腐败面面观

<正>在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之下,一些贪腐手段发生变化,各种隐形变异、曲线敛财、翻新升级的隐性腐败层出不穷。惩治“隐性腐败”,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腐败：“合成谬误”的恶之花

可以说,腐败=垄断的权力＋疯狂的私欲＋温柔的监督＋宽松的惩治四要素的“有效耦合”,更由此生成顽固毒瘤。其实,每一要素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理性”的合理性：权力垄断有利于“集中力量办事”,私欲虽然疯狂但也仅是“理性经济人”本质的表现,监督的“温柔”是立足于对掌权者“党性”的信任,惩治的“宽松”其目的在于“治病救人”。这些单一要素的“理性”虽然具有某种合理性且能够称之为正确,但一经“有效耦合”就极易产生腐败。     

泗洪县纪委的“地下别动队”

一项被称做“隐性监督”的制度，在江苏省泗洪县已推行了半年有余。去年7月，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八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泗洪县纪委称此举是为扩大群众监督路径。当地官员称，被许多双眼睛盯着“如履薄冰”。而当地纪委官员认为，“如履薄冰”恰恰是隐性监督的成果。     

“雅腐”进入“深水区”

近年来，我国反腐工作取得巨大成效，但仍有一些官员变着花样挑战法律、党纪。他们并不赤裸裸地收受行贿人的钞票，而是更看重受贿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花样不断翻新的“优雅式腐败”，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