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是建立在控诉机关指控被追诉人有罪的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延伸,适用于任何案件性质、诉讼程序类型,广泛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性质上兼具实体与程序双重属性,且明显有别于域外辩诉交易制度。本文在科学界定认罪、认罚、从宽内涵的前提下,提出该制度应当坚持以被追诉人自愿性选择为基础,强调控辩双方协商并经由法院最终司法审查确认。围绕参与主体及其权限、案件范围、诉讼阶段流程、从宽处理原则及其界限幅度等基本内容,探讨了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框架体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实质及其实现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权力主导的程序加速机制。国家权力对诉讼进程的强力主导、强调被追诉人的悔过态度和强调以公权力保障查明事实真相,使其根本上有别于辩诉交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办案效率的提升,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单位工作量的压缩。提高诉讼效率应通过简化程序环节、压缩单位案件工作量来实现,而不应单纯压缩诉讼时间;二是降低部分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在坚守“排除合理怀疑”主观标准的同时,降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性要求;对其他案件,应坚守通用的证明标准,但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实际把握可能会有所降低。     

深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点建议

由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担当作为,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律师参与率、量刑建议采纳率、一审判决服判率,均已达到较高水平。下一步深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在稳定较高适用率、实现可用尽用的同时,着力提高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果。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大侦查阶段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力度;提高控辩协商质量;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度和均衡性;稳步提高相对不诉(含附条件不诉)率;加强审判把关,守住公正底线;加强有关方面的沟通协调和对下指导,解决难点问题;切实防范廉政风险,保护办案人员;完善立法,为深入落实制度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具体表现,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举措。对该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应从纵横两个维度予以观察。从横向的世界各国制度视野看,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独特的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从纵向的刑事诉讼四次革命历史看,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以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制衡理论为指引,围绕着辩护权的扩张与公权力的限缩逐步推进。沉默权缺位、辩方知情权不足、有效辩护缺位违背了控辩协商必须与证据开示、沉默权保障共生共长的孪生制度构建原理。从系统性以及完整性两个角度看,我国当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迈出了控辩协商“简者更简”的第一步,而要让“每个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亟需迈出“繁者更繁”的第二步,以推动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公平正义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程序从简、实体从宽”,兼具实体和程序双重价值.目前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适用条件、适用环节、从宽幅度、证据标准、律师参与等问题均存在准备不足和意见分歧,必须尽快研究并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控辩协商制度的边界限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范围及适用环节等重要内容.     

经济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2019年以来,检察机关经济犯罪检察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要求,着力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全面适用,取得显著成效。经济犯罪的高发性、复杂性、图利性、社会治理关联性等特点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独特需求。对此,应准确把握经济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特殊价值,重点发挥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分化瓦解、指控证明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全面审查事实证据,审慎把握"认罪";以追赃挽损为核心,准确认定"认罚"和"从宽",以良法促善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

从宽处理,是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意义的法律术语。从宽处理的依据,包括既有法律规定和准立法性质的特别规定。作为实体从宽依据的量刑规则,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外,主要是具有事实约束力的地方量刑细则或地方特别细化规则。认罪的成立,以"如实供述"不影响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判断为基本标准,"认事服判"成立最狭义的认罪。宣告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应作为控辩协商的内容,并适当提高适用率。狭义的认罚,不必获得过多的量刑减让,甚至不必单独给予量刑减让;广义的认罚,由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民事赔偿和解构成,具有实现案结事了的功能,对从简程序的适用和从宽幅度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     

冲突与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

2019年底北京市两级法院判决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揭示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冲突。从表象上,这种冲突实质上是检、法两家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主导权的争夺。其根源在于立法态度暧昧不明,没有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从宽"逻辑。立法者之所以不肯明确承认量刑协商,是因为看到了"协商"背后隐藏的系统性风险。在以调查模式和层级模式为建构原则的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协商"承载的是与之不相容的纠纷模式和同位模式的基本逻辑。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进一步本土化的问题。对此有两种处理方案,一是管控冲突的烈度,重新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与功能,使之实现从"案件处理机制"到"案件查明机制"的转型;二是管控冲突的范围,为"协商"施加适用范围上的限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自愿性审查的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分流的一个重要制度,其内涵包括认罪、认罚和从宽三个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在于保证犯罪嫌疑人是自愿认罪认罚,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均需详细告知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规定,除此之外,还设有值班律师,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例如:告知程序的公式化,值班律师的边缘化,自愿...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的推广,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的比例虽有所提升,但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其适用率整体偏低。落实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在于明确其价值并优化适用程序,以实现其中蕴含的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因案制宜”修复社会关系、益于取证强化证明体系等价值。在保证重罪案件慎用从宽处罚的前提下,着重厘清其与从严打击重大犯罪的关系,避免重罪与轻罪认罪认罚程序的同质化问题;确保适用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注重社会效果、保证控辩平等、妥善应对舆论、防范渎职风险;在程序上进行优化,从而实现诉讼效率与诉讼效果之间的平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刑事正当程序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由于借鉴了辩诉交易的合理元素,加之实务运作的某些不足,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发了一些疑虑和担忧。从刑事正当程序的特点和内容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并未疏离刑事正当程序,而是对刑事正当程序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制度的坚守,是对刑事正当程序的丰富和发展。当然,为了防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违反刑事正当程序,影响司法公正,有必要在司法上采取系列措施规范该制度的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五个矛盾及其化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以下五个矛盾:一是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前提与压制型法之间的矛盾,二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合意基础与实体真实原则之间的矛盾,三是不规范的从宽处罚与刑事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四是“检察官司法”与法官中立裁判原则之间的矛盾,五是简化、速决的一审程序与续审制的上诉审构造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五个矛盾的原因在于,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环境的基础性诉讼制度不健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考虑,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要化解上述矛盾,必须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刑事程序正当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公正与效率总体平衡的制度规范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确保不因追求司法效率而损害司法的基本公正。     

浅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维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问题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2015年提出以来,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在不断完善,试点地区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制度的概念如何界定、认罪认罚的内涵是怎样的?认罪认罚案件与普通的刑事案件区分的核心点是什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操作机制是怎样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明确。笔者在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法律规定、司法案例之后,对于相关的问题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认为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坚持从四个维度即适用之维度、证明之维、程序之维、实体之维进行把握。本文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维度的分析,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系统化、体系化构建和完善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实证探索

从S省A市检察机关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工作来看,从宽幅度的选择、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以及值班律师、辩护律师参与量刑协商的方式还存在实践上的困境.基于法律规范尚需完善等因素,结合不同诉讼程序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还需进一步探索.针对不同的罪名提出量刑建议还需明确的法律规范予以指导,构建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平等协商的地位,才能有效...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第三范式"之下,量刑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官的职权范围,在一些国家,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司法实践的产物;关于量刑建议的理论争议,其根本点在于是否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在"刑事诉讼第四范式"之下,量刑建议主要存在于协商性司法当中,并且量刑建议的实质从检察机关的求刑权转化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合意,但是保留了法官对量刑协议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量刑建议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应当从量刑公正、均衡、合理、效率等几个维度加以审视。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量刑建议的性质、形成机制、提出方式、调整机制、效力等方面存在争议,这与刑罚制度的多元化价值目标有关,也涉及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制衡机制。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建构,应当避免僵化的量刑规范、不充分的量刑信息来源、低标准的证据规则以及形式化的量刑建议审查机制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应当保持量刑建议机制必要的开放性和量刑结果的可预测性,并且严守量刑公正的底线,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量刑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