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发生机理及腐败风险的预警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腐败的发生具有其内在机理。权力是腐败发生的根本性基础,制度或体制的缺陷是腐败发生的客观条件,腐败动机和成分分析是腐败发生的决定性因素。预防腐败的重点是能够发现腐败的苗头、把握腐败的发展趋势。因此,构建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就十分必要,腐败风险防范机制、发现机制和警示机制构成了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基本结构。结合教育、制度、监督等反腐败途径,以预防腐败为工作重点,依据腐败行为的发生过程,科学设定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运行程序,保证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腐败犯罪控制的经济分析

腐败犯罪是滥用公权谋求私利从而造成社会总体福利急剧下降的行为。腐败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不仅表现为其对公共资源的侵夺,更表现为对公权神圣性的亵渎,它降低了公众对权力公正性的预期,使民众产生机会主义从而增大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要针对腐败犯罪的发生原因和生发特点,通过心理约束、制度建设,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社会生态。     

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但从客观上来看，现行的廉政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仍存在明显的缺陷。     

腐败行为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基于环境-个体-行为三元决定论的分析

以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交互决定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社会心理环境、个体心理和腐败行为三种因素互动关系分析腐败形成的心理机制,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互动在腐败行为的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培育健康的反腐社会心理氛围,改善腐败行为滋生的心理环境;提高行为者的心理素质,增强其抵制腐败行为的心理免疫能力.     

腐败分子的基本特征

林吕建指出,以实际情况看,腐败分子一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利己性。凡是腐败分子都是极端利已主义者。他们通过腐败行为获得各种形式的好处。这种“好处”极为广泛,表现为金钱、荣誉等。腐败是个人主义的一种“物化”过程,是私欲的外泄过程。利已是所有腐败分子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动力。利己决定了一些腐败分子不择手段的贪婪性。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亟待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一、处理好“内需”与“外推”的关系　　一种制度的安排，应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一种制度的实现，应有其不竭的内在动力，否则只能是缺乏生命力的昙花一现。一种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不过是将某种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需求加以确认，将社会关系参加者的自发行为变为自觉的行为。制度的实施固然需要外力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不能代替内动，推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加速这一过程。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民主政治，无论从其产生来看，还是从其运作过程、实效来看，无不出自一定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下农村社会的内在需求。1980年广西宜…     

论腐败发生的行为机制

腐败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各国人民都对其深恶痛绝，期望能从根本上扼制和防止这种政治瘟疫的滋生和蔓延。而要有效地扼制和防止腐败，必须深入研究腐败发生的行为机制。腐败行为的发生主要同以下因素有关：１．动机因素。即腐败者的主观因素。根据包容的内涵和特点，引发腐败行为的动机主要有两种；经济利益驱动。腐败，就其大量的表现形式来说，多为经济腐败，即权钱交易。因而，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利益驱动就成为引发腐败行为的首要因素。权钱交易的买卖双方之间，有钱的一方让渡给对方的是金钱，有权的一方凭…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的实践与思考

权色交易是一种权色交换的需求买卖关系。权色交易腐败,本质上是出卖国家公权以换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权色交易腐败给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家庭造成巨大危害。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省通过廉政宣传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制度机制创新等途径,为有效遏止权色交易腐败行为提供了路径参考。江苏治理干部权色交易腐败的经验启示我们,真正遏止领导干部可能存在的权色交易腐败行为,还需要深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严格党纪党规,注重法律惩治,透明公权使用,重视异体监督。     

新时期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成因以及克服对策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异化现象，目前腐败问题从行为主体上，从时间、空间、数量上正在向外发散弥漫，其特点是：１腐败行为主体由个体腐败发展为集体腐败。依腐败行为的实施主体，腐败可以划分为“个人腐败”、“集体腐败”，即“政府腐败”、“企事业单位腐败”。所谓集体腐败，是指多人乃至团体合谋违纪违法，中饱私囊的腐败行径。综观时下风行的这种集体腐败现象，其表现形式和数量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集体行贿，公礼之风盛行；集团截留，私设账外“小金库”；集体走私，明目…     

清除“社会腐败网络”

腐败是在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的缝隙中产生进而蔓延的制度性行为腐败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彻底清除腐败痼疾要作长期而全面的制度性努力,即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变腐败活动的成本收益状况,把腐败活动的私人收益和惩治腐败的社会损失都降低到最小。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试论我国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制度与法律根源

认清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制度性与法律性根源是治理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基础。对土地出让领域相关制度以及相关立法之缺陷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土地出让领域腐败有着深刻的制度和法律根源,涉及土地供应、出让与管理制度、廉政制度、财政管理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立法体制及法律本身问题等方面。治理中国土地出让领域腐败必须从完善制度和立法两方面入手。     

政务大数据在腐败评估预警中的应用

对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信息的观测是判断腐败发生风险及其严重程度的重要方式。传统权力运行制度下,隐秘性信息不对称与敏感性信息不对称构成了腐败评估与风险预防的严重障碍。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尤其是政务大数据的挖掘应用,给腐败行为的全过程控制与预防提供了信息保障和技术支持。腐败评估预警能够通过运用计算机处理手段和信息集成系统,对行政权力运行中产生的各项指标和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与分析。腐败评估预警指标体系可以根据"主观-客观"和"过程-结果"两个纬度分成四个象限,具体包括自我测评类指标、腐败感知类指标、业务开展类指标、案件查处类指标。     

惩防体系的软肋：国企腐败的制度依赖性透视

国企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政治与经济双重体制的逆向挤压是国企腐败高发的动因。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依旧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公权力对国有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国企正是依赖这种公权力，获得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超额垄断利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多元化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方式又成为其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瓦解国企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行为在于分类监管。公益性类企业的监管模式应当摒弃市场化监管手段，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社会民主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模式；对竞争性国企应确立“非禁即准入”原则，建立国有资产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说，国企腐败治理关键在于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以全面改革代替局部改革，以制度创新代替制度修补。     

行政问责制的源初、内涵及价值承载

行政问责制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监察制度。现代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基于民主、法治理念而产生的为减少政府行为过错、提高行政效率、由特定主体通过一定程序和形式追究相关责任客体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在现代社会承载着推进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减少行政过错，提高行政效率等多种价值。     

公务员行为失范的制度分析

公务员行为失范往往是腐败的前奏 ,从制度上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规范公务员行为的制度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 ,由此而产生了非预防性、内在矛盾性、净化机制缺乏等制度性缺陷。这是我国规范公务员行为的制度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因此 ,治理严重的腐败现象 ,应该从治理公务员违规行为开始 ,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公务员实际的 ,包括选拔、任用、监督、淘汰和对违规的预防、惩戒、辞退、弹劾等相互结合的周密制度。     

构建廉政机制是遏制腐败的战略举措

构建廉政机制是遏制腐败的战略举措李忠诚反腐败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行为，它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法律，还涉及道德、教育、文化。因此，构建廉政机制应当是各种分机制的综合体系。那么，如何来构建这种机制呢？一、构建规范的廉政教育机制是基础反对和消除腐败现象，从根...     

"腐败黑数"畸高之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分析

反腐败是学界及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的分析维度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我国的"腐败黑数"问题.对于畸高"腐败黑数"中主要由文化、社会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行为失范和腐败犯罪,应主要立足于宽容的救赎,而控制和消弥畸高"腐败黑数"的根本出路应是植根干文化基础之上的严密而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社会反腐必须走好群众路线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了制度反腐这一要求。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才能取得反腐的根本效果?习惯认为,反腐是党内的事,是干部的事,因为腐败主要出在领导干部身上,反腐必须从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做起,党的组织必须通过严格规范和一系列制度对领导干部的行为进行约束,对于腐败了的领导干部必须进行严肃查处,所以反腐制度建设重点是党的廉政制度建设。但从腐败产生的根源、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产生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对由市场化改革释放出来的个人禀赋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容忍度,其次是由财富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最不能容忍、影响最坏的是由腐败等产生的非法收入、行政性垄断等产生的不合理收入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根本出路不是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穷人所得等常规手段,而是提倡和保障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恢复并维持改革开放前期社会阶层之间的高度流动性。这就需要深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教育制度和社会精英培养选拔制度的改革完善,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