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宪政背景下的应急法治——《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后的思考

建立宪政背景下的应急法治机制包括一般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应急行政的法治化和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治化,两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最近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标志着我国的应急法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应急法治机制,除了必须认真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外,还需要制定《紧急状态法》、提高其他行政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的“应急”意识以及确立和完善应急权力的司法审查制度等。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组织给予的一种法律制裁。在我国,由于没有统一的行政处罚立法,人们对行政处罚的许多问题存在歧义。“一事不再罚”作为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是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经常讨论的问题。然而,人们迄今没有对“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系统的论述。为此,笔者从下述几个方面论述“一事不再罚”原则,以求     

行政处罚决定适用听证程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听证制度对于我国来说,它是一项全新的法律制度.因此,在行政领域内,为了充分发挥这一先进、民主法律制度的作用,提高行政执法效率,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适用听证程序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保证行政相对人申请听证的法定时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为《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这里的“三日内”是     

刍议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较大数额之确定简

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搭建了一个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行政处罚决定时,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但较大数额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意义着手,剖析现行“较大数额”纷繁复杂规定的乱象,从确定主体、方式和基础出发以期完善现行较大数额的合理确定机制,达致法律统一、和谐.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问题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行政处罚权》确立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是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从1997年10月《行政处罚法》实施到现在,先后有北京、广州、天津、青岛、杭州等79个城市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思想认识上不一致,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因而,有必要针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生与发展、意义与特征、目的与作用、…     

重大活动现场人身安检应急处突逻辑转换与范式重构

现场人身安检是确保重大活动安全的关键措施之一.为确保其顺畅度、高效率和可靠性,必须结合当前重大活动现场情况,保证人身安检组织实施环节严密细致,针对应急处突准备和实践相对薄弱的现状,从处突逻辑和操作规范等方面,实现转换与重构,以期更加有力地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弥补当前人身安检工作的短板.     

论行政处罚的监督机制

行政处罚是法律责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有效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行政处罚,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措施.在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章中大多规定行政处罚的条款,行政机关依照这些规定对违法者给以行政处罚,对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对行政处罚的一些基本原则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加之监督制度也不健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许多行政机关甚至一些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随意设定行政处罚,处罚设定不规范;二是处罚主体混乱,处罚权交叉严重,许多没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或者组织也在行使行政处罚权;三是行政处罚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随意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价值张扬与功能变迁——从“行政帷幕”到“司法前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作为一项凝结中国智慧的现代司法制度形式,随着地方政法试验的应时兴起与地方法治的激烈竞争,该制度实现了从地方试验到中央立法的地位蝶变.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其原初功能,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该制度衍生出行政治理能力与司法治理能力双向建构、共同提升的治理功能.然而,实践观察表明该制度运行绩效仍然徘徊在“出庭应付”与“出庭出彩”之间,出庭应诉热及出庭应诉率畸高畸低背后隐藏着实践隐忧.因此,该制度的革新路径在于:导入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理念,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同时,坚守解纷功能与张扬治理功能,实现该制度从诉讼制度到治理机制的跃迁.至此,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彰显了行政机关负责人从“行政帷幕”走到“司法前台”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价值张扬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修为.     

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实体化处理与法律责任

现行《行政处罚法》第 3条第 2款关于“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的规定,过于绝对。对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予以效力否定,其制裁属性不足,因而不属于典型的法律责任。实践表明,对程序违法的行政处罚行为作效力上的否定性评价,不能为程序权利提供平等保护和有效救济。法院裁判在程序违法争议中坚守的行政机关准确表达意志、相对人有效参与两条主线,均有其实体公正逻辑,可作为以程序违法为由否定行政行为效力的主要情形。行政程序违法的违法主体和责任承担者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非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法（修正草案）》删除“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的规定,总则部分不再涉及程序违法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影响,但不可弱化行政处罚程序的约束力。此次修法,宜按照责任自负原则,设置行政机关为其程序违法、侵犯程序权利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以增强司法裁判的回应性,减少不必要地撤销程序违法、结果正确的行政处罚行为。同时,实现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认定与追究有关人员个人责任相互贯通,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行政程序违法。     

应急处置重在一个“快”字——谈新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突发事件的破坏力主要是"突然"。只有快速应急处置,才能减缓这种破坏力,把损害降到最低。目前,新疆在重大突发事件快速应急处置中存在的问题是:快速应急处置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约快速应急处置的障碍因素多、快速应急处置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应完善快速应急处置的法律规定、健全不同环节的快速应急机制、消除制约快速应急处置的不利因素、倡导群众参与智慧及发挥民间应急处置办法、加强协调合作,提升整体快速应急能力。     

行政处罚的目的

如何理解行政处罚的目的,意义重大,关系到多个具体制度的走向判断,与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制裁对象、证明标准、制裁力度等多个议题密切关联。在我国,将报应论作为行政处罚的目的理论,一直是传统理论的核心。但是,这一认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新型制裁行为的出现,正面临被逐渐解构的危险,新近理论研究强烈要求添加“恢复”“预防”等目的要素,确立预防论的目的理论,从而应对风险社会的规制需求。结合报应论和预防论的理论要义以及我国行政制裁多元化制度现状,行政处罚的目的应当作限缩解释,仍应围绕报应论建构行政处罚的目的体系。预防论尽管有可能是《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但并不适宜作为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而只是次要目的,并且需要遵守相应的限制性规则。     

关于设置专门行政处罚机关的设想

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领域，多头处罚、重复处罚现象严重，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了严肃执法，整顿处罚领域不当处罚现象的继续蔓延，《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一规定的目的，意在行政处罚领域“鼓励改革，鼓励试验。”①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如何把除公安机关享有的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种类外的其他各类行政处罚权交付给一个行政机关行使，这是一个重大课题，…     

刍议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较大数额之确定

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搭建了一个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行政处罚决定时,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但较大数额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意义着手,剖析现行"较大数额"纷繁复杂规定的乱象,从确定主体、方式和基础出发以期完善现行较大数额的合理确定机制,达致法律统一、和谐。     

公安行政处罚面临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将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它所规定的一套统一的行政处罚制度,对保障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有效的实施行政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之一的公安机关,其所实施的公安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由     

“首次不罚”不宜仿效

一些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出台的“首次不罚”制 ,虽然其意在完善工商行政处罚制度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但却因改变了上位阶法文件规定的行政处罚事项而不具有合法性。地方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无权规定行政处罚事项。“首次不罚”制同时也提示我们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监督制度。同时 ,对于违法制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应当赋予人民检察院以公诉权 ,以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控制     

行政执法中“以罚代刑”情况调查

一、“以罚代刑”的几种表现形式及其特点 (一) 行政执法机关自身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在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以罚代刑”的表现形式中,以罚款代替刑事处罚是“以罚代刑”的主要表现。即对于那些既触犯行政法规,又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有的行政机关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罚了之,不再向司法机关移送。其次是以其他行政处罚措施代替刑事处罚,导致这些犯罪行为逃脱了刑罚的处罚,削弱了惩处     

论我国政府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

应急行政是指当国家和社会在运转过程中出现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政府采取的旨在缓解危机、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持社会运行的危机处理行为。加强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关系到政府危机管理的有热陧,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政府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工作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许多不足,应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这包括：逐步健全与应急行政密切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加强《突发事件应对法》特别法的立法工作;完善对应急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     

对行政处罚立法中个问题的思考

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手段。行政处罚涉及行政管理,包括公安、工商、税务、财政、金融、交通、土地、城建、环保、水电、文教卫生等部门。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论行政处罚中有关行政强制的运用

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有密切的关联,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执行等环节,对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实施这些行政强制应当遵守法定权限并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前、实施过程中、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正确地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     

行政处罚之私人取证的证据法效力探析——以私人拍摄交通违章为例

由于立法的空白.对实践中私人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依据存在争议.本文从证据法的基本理论角度分析,认为由于私人取得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满足了证据资格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依据.但应该对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善,使这一制度规范化,以促进我国行政法制的发展,提高行政执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