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关系式动员”研究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除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外,还对凝聚政治认同、改善府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普通居民之间关系的淡漠、失调和疏离导致动员普通居民能力较弱、社会组织难以发挥专业优势、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下等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关系问题"是影响社会动员的重要因素,梳理"关系式动员"蕴含的形塑新关系凝聚新资源、构建稳定亲密团体和化解多重关系矛盾等基本内涵,并从组织化关系、情感关系和制度化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在社区治理中开展社会动员的具体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社会动员如何实现"疫"无反顾

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引领群众、组织群众、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理论和机制日臻完善,并在抗“疫”大考中交出完美答卷,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坚强领导为抗“疫”社会动员形成强大合力和“坚持全国一盘棋”夯实了组织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立场促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抗“疫”社会动员中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助力抗“疫”社会动员凝聚向心力和形成战斗力。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问题探讨——以河北定州翟城村为例

借助笔者在河北定州翟城村获得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本文在“治理!善治”的分析框架下,就翟城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研究认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以被动员者共同利益诉求为基础,发起者的动员目标和农民共同利益越贴近,其动员的正向力量越大,动员成功的可能性越高。农民动员一旦发生,动员方式的选择就成为动员效果好坏的关键;而动员方式选择又取决于动员目标和发起者特征;另外,可动员资源是维持或强化动员效果的重要外部条件。     

机制与特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城乡社区社会动员研究——基于民族地区八个乡镇的调查

遏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重心在于城乡社区防控措施的落实，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来源于基层政府具有针对性的社会动员。在特殊事件引发公共利益受关注的情景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潜能巨大，明确目标指向的社会动员依然顺畅、快捷和高效。以科层制为核心的压力传导型强制性动员，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社会力量主动性参与，以情感劝慰为纽带的说理型温情性劝阻，以教育学习为主旨的惩罚型规范性教导，体现了当前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展。应当进一步完善基层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树立防控大局观、强化城乡社区建设、打造权威信息发布平台、确保防控措施调整及时、谋求科学长远规划，以提升城乡社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     

应急物流与国防动员体系:对接与融合

应急物流不仅可以在国家受到突发事件袭击时迅速切入救援,其强大的储备能力和紧急动员能力也有助于为构建高效的国防动员体系提供支撑.将应急物流融入国防动员体系还需解决包括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梯度情感动员的双重过程：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递进逻辑

现代社区治理框架是援引西方科层治理的基础上嵌入技术治理所型构的,这与传统意义上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有很大不同,由此产生了当下中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社区参与困境。研究证明,对于幸福感和获得感的追寻很难在效率优先、技术至上的科层治理框架中获取。地处珠三角腹地的H区H街道的“创熟工程”为破解城市社区参与困境提供了经验事实和成功案例,揭示了基层社会中有效情感动员的典型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H街道将城市社区中陌生关系熟人化、熟人关系关联化、关联关系合作化三个阶段的渐次演进“小过程”,达成了从相识参与到相熟协商再到相助自治的参与情感萌发、信任情感形成、认同情感实现的“大过程”,而且通过相识、相熟到相助的“小过程”和参与、信任到认同递进的“大过程”的双重情感动员,找回了社区治理的情感维度,塑造了以人为本的空间共同体、由旁观者到行动者的生活共同体以及重建归属感的价值共同体,实现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     

完善社会动员机制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为例

正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转型,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创新治理方式,完善社会动员机制。通过社会动员,为天时地利皆备的经开区发展增添"人和"正能量。一、万盛经开区社会动员工作的优势(一)民意基础良好调查显示:90%的市民表示,日常聊天中经常谈及经开区公共事务;谈及万盛经济社会现状时,85%以上的市民喜欢将万盛同邻近区县比较,并找出万盛优越     

城乡统筹背景下共青团动员模式创新之特质分析

在当前城乡统筹背景下，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着动员对象、动员目标和动员方式等“三大变化”。共青团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从四个方面积极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以扩大团的组织社会覆盖为基点，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渠道；以拓展驻地流动团组织建设为重点，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机制；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多元服务体系为核心，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载体；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认同为关键，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方式。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四个主体参与。如何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成都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社区动员、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塑造社区认同感,激发居民主体性生成;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拓展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加快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口号变革:共青团青年动员的考察

共青团继承党的传统高度重视政治口号在青年动员中的运用。建团90年来,共青团青年动员的口号经历了动员内容从泛政治化到服务青年、动员话语从阶级话语到公民话语、动员路径从权威纵向型动员到日常互动型动员等的转变。共青团青年动员要素的变革与发展,反映出共青团组织针对青年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创新青年动员模式的积极努力。     

再组织化、公共性与社区治理

社会剧烈变迁,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社区面临着从国家行政建构的外生型组织向个体需求的内生型公共性建设转型的新要求。再组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以多元化个体诉求为起点,居民自治为核心,多元社会力量为支撑,可以有效联动社区、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再组织化完善社区公共性建设机制,使个体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找到其主体性地位,实现当代社区的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容个体自由与社区发展的基层治理面貌正是当代社会的活力来源。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组织动员机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组织动员机制是坚持中央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地位,组织党政机关定点帮扶贫困县、乡、村,安排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开发建设,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的合作,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扶贫开发的主动性.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组织动员机制保证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各项任务和目标得以真正实现.     

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生成机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部输入乡村的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种社区民主监督基于社区居民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主体性地位的构建,在地方政府主导和舆论媒体的助推下,形成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和结构支撑。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体系的构建不单是基层民主治理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社区居民在对社区共同体利益的认同前提下身份转变的必然结果。     

从个益、互益到共益：骨干居民的身份建构与基层“公共性”的成长

动员居民社区参与是参与式社区治理进程中的重点与难题。在社区参与中，社区居民个体进入社区场域，在同社区治理情境的关系变化中完成在社区的身份建构。基于此探究居民群体在社区参与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行动逻辑，通过在W市W街道的参与观察与访谈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参与中呈现出三种身份变化：居民、居民志愿者和骨干居民。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与社区治理情境的关系变化带来对“利益”理解的转变是骨干居民身份建构的深层原因。在此过程中，居民与社区治理情境的关系由相对独立到嵌入再到融合，居民的行动逻辑经历了从个益、互益到共益的转变，并不断助推基层社区“公共性”的成长。     

从组织到社会网络:论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变革与调适

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外加受到信息化的影响,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功能实现了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从单位政治到注意力政治,从科层体系到扁平化的变革,出现了组织化思维、互联网思维和社会网络思维并行的情况,并构筑起了由通过青年所在组织、青年社会组织、青年关注的网络公众号、直接动员青年、团干部、团员等六个路径共同组成的相互调适的动员青年的路径体系。然而,这一体系依然存在动员路径不一定具有传递性、联系青年与动员青年的目标不明确、吸引眼球和传播价值间存在张力、动员对象模糊等问题。因此,需要从组织化思维转变到演进的社会网络思维,打造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网络中的竞争优势,处理好联系青年和动员青年的关系,打造注意力和诉求畅通流动的青年社会网络,将团员和团干部作为共青团动员青年社会网络中的骨干力量。     

保卫大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全民动员

上海、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专事负责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以及联络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进行全民抗战动员.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积极组织和参与抗战动员活动.武汉会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维护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多种方式进...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实践逻辑与路径探析——以湖南Z村调研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与探索，农村基层党建取得一系列成绩，整体改善了农村党组织的作风，提升了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然而，当前中西部农村党建仍然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人口外流背景下过度强调党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带来组织人才发展的“结构性缺人”问题；二是基层党建形式、内容、方式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相脱节，导致农村基层党建悬浮化、形式化。“去悬浮化”是解决中西部农村基层党建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认识到党员素质如党性、觉悟、认识、能力等不是党员个体的“天生”禀赋问题，而是组织动员问题，只有将农村党员组织动员起来了，才能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那么，在中西部农村发展党员，就要考虑到青壮年人口外流的实际情况，应该放宽条件，更多地发展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村的中年农民。再是要将组织动员起来的党员投入基层实践中，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锻造他们的品质品格和组织特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