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结构”问题审思

“情感结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兼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其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诸多构成性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生成,表征于丰富鲜活的个人经验和形态多样的文化文本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引发文化和社会巨变,个体的感知经验被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被重置,文化生产嵌入全新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由此产生。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开展文化实践、体察个体情感和形成共同经验,因而,讨论数字时代“情感结构”的核心关切点是新媒介文化中的人,以及人在新文化技术环境中的实践方式、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     

青年文化的数字化生产：平台的日常化与表达的政治

平台化于润物无声中影响着年轻人的意义生成,这一进程体现在青年日常的数字文化消费与生产中,兼具商业性与文化意义。为了探究平台对青年文化、社会与社会整体的影响,本文将理论视角从平台诸多辉煌、非凡的时刻转移到青年每日或琐碎或诗性的平台文化实践,使用“平台日常化”与既有的研究对话。研究发现,青年的平台文化生活以自我平台化为前提,微观上表现为青年既专业又重本真的“做真我”姿态,宏观上体现为正常转码与并行游走等平台节奏。平台在以资本主义逻辑生产日常的同时,也在将青年的“我”与“他”广泛相连,也支持着青年对表达和连接的持续追求。平台隐入日常后,青年以自我表达为特征的平台文化实践,是一种基于个人日常的微观政治,它虽是小写的,但也是平台日常化后具有变革意义的重要姿态。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公民政治社会化

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与公民个体间的政治互动过程，这种双向互动过程中既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发展，也涉及公民政治信仰的确立、政治行为的选择以及政治人格的塑造。在这种“政治人”的形成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为公民政治社会化创建出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公民政治社会化作又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公民政治社会化之间能够形成良性互动。     

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互动模型研究——以上海某中学百度BBS为例

以上海某中学百度BBS为例,探究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互动的过程与表现,分析网络亲社会行为互动的可能影响因素,提出网络亲社会行为互动的三种模式:聚合模式、“偏离—回归—强化”链式模式和涟漪模式.     

海外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新理论动向

国内学界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较多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无法对当下丰富多样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有解释力的分析;或是以“后亚文化”理论视角切入,而忽略“后亚文化之后”发展出来的理论主张。在不断修正伯明翰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学术界持续拓展后亚文化理论,将“亚文化”的阶层、种族、性别等结构性要素与“后亚文化”的个体能动性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并结合数字媒介文化进行考察,可以梳理出“伯明翰理论新发展”“后亚文化理论新突破”“后亚文化之后新转向”“数字女性行动主义”以及“网络亚文化新现象”五种新的理论观点。这些新的理论为理解青年亚文化的新现象提供更具阐释力的研究框架,也为国内进行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参照。     

营造勇担个体社会责任的新时代青年文化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被党和人民寄予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的殷切期望和时代重托。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而个体社会责任便是新时代青年应有的担当之一。营造勇担个体社会责任的新时代青年文化,需要助推青年个体健全权责平衡意识、增强生活现实感;优化群体互动、鼓励群体间竞争、注重亚文化沉淀的“程序公正性”;以系统性方法把握青年文化营造、将责任意识培育贯彻到青年成长全过程之中。     

“喜悦树洞”：青年群体在线捐赠的仪式实践与情感逻辑——以“免费午餐”为例

“免费午餐”及其淘宝评论区是青年群体在线捐赠与情感表达的观察样本。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在互动仪式理论框架下,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式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在相对遮蔽和互为主体的评论区中,捐赠者通过勾连生活境遇和心灵境遇,形成由卷入到打卡的仪式节奏。经由互动仪式,个体获得的成就感、归属感和疗愈感等情感能量汇聚为集体情感,并将价值共识与道德规约嵌入其中形成情感秩序,秩序规训个体完成道德实践再生产,进而拓宽参与边界,促进社会团结。这对于把握在线捐赠的情感动机、慈善事业的叙事策略以及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逻辑机制与数字内生性建构

乡村内生性是嵌入乡土中国的一种内在生活秩序与文化模式，维系着乡土社会的有序运行。通过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探讨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逻辑机制及其对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底层叙事的论述策略、技术赋能的行动参与，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联结成为媒介实践的三重逻辑机制。在数字化时代，乡村内生性的建构也呈现出多种变化：主体展开对算法幽灵的抵抗，多元资源要素协同整合以及村民共同体意识被重构。这其中暗含着一种从“内生性”发展至“数字内生性”的动态过程。返乡青年并没有被商业资本与媒介逻辑裹挟异化，其主体的能动性会随着媒介实践不断被激发出来。数字内生性所具有的社会内聚功能，以多元合作为模式建构新型乡村信任关系，能有效促进乡村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试述校园文化活动对大学生人格培育的影响

大学生人格培育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对大学生人格培育有重要影响。开展校园文化活动,首先要建立保障机制,确保校园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其次要打造以学术文化活动为主流的校园文化活动;第三要凸显专业优势,创建高水平的校园文化活动;第四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强化网络文化活动的宣传和服务功能;第五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必须以党团文化活动为先导;第六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必须紧紧依托社会舞台,拓宽大学生人格培育的开放空间。     

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探析

“网络成瘾”是一种心理障碍,它不利于大学生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影响他们的学业,有时甚至还会危及他们的生命。“网络成瘾”问题的形成既有网络媒体特性的因素,也有大学生个体自身人格缺陷和现实社会生活压力的因素。本文从探讨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成因着手,提出了预防和治疗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有效对策。     

从虚拟礼物到概率游戏：秀场直播平台“惊喜盒子”的交换网络与不确定性文化

近几年,秀场直播平台中产生了基于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这一数字媒介物背后代表着平台经济机制的转向和一种新的直播文化。“惊喜盒子”介入直播打赏机制,直播间的虚拟礼物变为了玩物,不确定性的概率游戏掩盖了虚拟玩物背后的流动性和操纵性。本研究以“惊喜盒子”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析秀场直播平台中多元行动者网络的变化。本研究发现“惊喜盒子”这一数字媒介物成了超越主播的能动者,进行更为生动、刺激的概率表演;平台以概率机制将各类青年用户引入平台“迷境”之中,以运气话语遮蔽权力,影响了平台内青年劳动者的参与形式。作为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促成了行动者网络中新机会、新关系、新主体的出现,促成了一场流动结构、机会资本和不确定性文化的共谋。     

网络与青少年社会化

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 ,网络不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互动方式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化环境条件 ,它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正面影响 :青少年可以通过网络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生活技能 ;网络所创造的虚拟社会给青少年提供了扮演社会角色的实践空间 ;提高了青少年社会化的自主性。负面影响 :网络中的不健康内容会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产生极大危害 ;网络世界的非现实性会造成青少年对观实社会的认同危机 ;青少年对网络世界的过分迷恋 ,会对他们社会化过程中完美人格的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中传播的内容会导致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

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加剧使得人地联结方式发生了改变，流动社会下移动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在现代竞争环境与社会时间挤压下，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在不同生活“扇面”下，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之间动态切换过程，由此也带来了个体认同机制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个体认同的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多样地方感杂糅成的“流动地方感”，构成了青年数字游牧人群地方感的主体特征。     

“技术恐慌”的社会心理与群体分化研究

无论是数字极简主义、反技术依赖,还是网络隐居等新社会行为、新社会心理、新社会关系,都是颠覆性、革命性技术与社会深刻互动、相互冲撞的表现,其背后折射出人们对于新技术快速迭代、加速发展、广泛应用给个体造成的困扰、侵扰,甚至对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所引发的社会忧惧。唯有站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高度,切实提升政府、平台和企业、网络社群、公民等各方的数字素养和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方能有效应对数字时代下的“技术恐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全民直播的隐喻:后现代视角下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

近年,网络直播受到青年人追捧,2016年有形成全民直播之势,其出现满足了现代社会青年人的新的需求。为了理解网络直播特殊的时代意义和青年人在其中的互动过程,特以纳入后现代社会和共同体(或社群)的视角,运用大数据抓取、线上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聚焦网络直播诞生的后现代社会结构及参与网络直播的青年群体的特征,分析全民直播产生的社会根源。研究发现,在传统共同体式微的都市生活中,青年人呈现"无根基"的生存状态,全民直播本质上是青年人重建社群尝试的映照。网络直播凭借其独特的技术特点,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青年谋求归属感和自身意义提供了一定渠道上的可能。     

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自我认同研究

自我认同是指在个体的生活实践中,通过与他人及社会进行能动互动,个体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况,表现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现实性反思和生命价值的深层次追问.结构化理论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体建构和社会塑造互动的过程与产物,自我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过程,具有经验反思性、连续一致性与主观适宜性.自我认同能为个体的社会生活提供方向感和幸福感,从而实现个体的生活目标,为个体的社会认可提供实现条件,推动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     

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分析

受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启发，借助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法，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弱网”和“强网”。前者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后者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从强度、多元性和互换性对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属于强网的范畴，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农民养老改革的必然趋势。     

卷首语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有什么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审视当今数字经济体系,"数字剩余价值"有哪些核心视点,其治理思路又如何?在微观层面,电商直播俨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进行规范治理。本期"前沿研究"刊发一组文章回应上述几个问题。《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     

财税改革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策网络由各级政府机关、利益团体、官僚机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行动者组成,政策网络理论强调“合作共赢”、“互动博弈”,该理论已经成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重要范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动整个社会改革的关键点和重要突破口。文章以政策网络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困境,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