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悲壮篇章

义和团在反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教堂、传教以适应列强侵略需要的斗争中兴起。河北义和团在抗击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途中“狠狠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 ,廊坊大捷谱写了爱国主义的悲壮篇章。在新世纪里 ,既要扩大对外开放 ,又要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认知及其辨正

自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以来,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生态文明是融贯了古今生态智慧的全新文明范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的绿色发展模式,将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重要的实践方案;另有一些西方论者则在价值层面将生态文明战略“意识形态化”,指认它是对西方环境理论与政策的“全面模仿”,强调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不可持续性”。这些罔顾基本事实的论断暗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严重误导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战略的客观认知,助长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恶意抹黑的舆论风潮。鉴于此,国内学界须理性辨别海外生态文明战略的诸多评价,通过多重渠道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疑虑与误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     

未竞的事业：文化的启蒙与传承——为了“五·四”的纪念

20世纪初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当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面对列强的凌辱，“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刻不容缓的主题。这即是“五·四”时期呈现给人们的历史画卷。随之而来的则是西方的、民主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等外域文化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这其中包括了对于中国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文化启蒙。这一启蒙立足于已然在西方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是对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为标识的西方近代文明曙光的关照。     

试析中国共产党肃清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陆续在华获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明确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中国人民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是中华民族获得完全独立解放的必要步骤,这与当代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又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华民族为完成近现代历史任务而屡遭挫折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表面上看,1840年后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对抗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但实际上,这是一场两种文明之间的较量。不同质的文明所造就的力量差异,一开始便将中     

试论近代中国教会女学与中西文化的交融

从 19世纪 40年代开始 ,西方教会在华兴办了大量的教会女学 ,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是控制中国妇女 ,以利于对华实施文化侵略。但不必讳言的是 ,教会女学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了沟通中西方化的桥梁作用。它使西方政治学说及“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思想观念得到广泛深入地传播 ,使近代中国的女性从封建文化的禁锢中开始解脱出来 ,促进了她们的觉醒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     

论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定位

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历史问题时,往往只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但如果我们加进世界的角度,也许就能打开更多的视野。辛亥革命是在西方列强向全世界所有文明核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并几乎要取得成功时,整个世界作出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当西方的优势几乎要湮没所有其他文明的时候,现代化——通过向西方学习——却使不同文明再次走向平等。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回归,每一个文明正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辛亥革命正是世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转角点。     

近代国际法之罗马法基因考

近代国际法体系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汲取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其中,罗马法为近代国际法的成长奠定了理论、制度和法律精神上的深厚基础。首先,近代国际法的概念和范畴与罗马“万民法”息息相关;其次,罗马法中民事权利主体平等、契约自由、保护私产、侵权责任等重要的私法原则和制度经由格劳秀斯等近代国际法学家的移植、解释与演绎逐渐演变为近代国际法中的重要规则;更为重要的是,源自罗马法的平等、公平正义等重要法律理念和法律精神在罗马法和国际法的互动影响中,引领着近代国际法在数百年间向着文明与和平的主题不断进化和发展。探讨罗马法对近代国际法成长历程中的多元影响,对于理解国内国际法律秩序,丰富国际法话语体系的内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方向有重要的启发和意义。     

主权与人权:现代国际法的博弈与发展——从菲德罗斯的论断出发

菲德罗斯认为国际法现在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但将发展为“人类的法律”,这表明了国际法从主权定向转为人权定向的观点.人权的兴起对国际法产生深远影响,带来了人权国际法分支、对一切的义务观和国际刑庭等新的变化,也在不使用武力、保护的责任、个人的国际法地位等方面产生了与主权的博弈.主权导向的国际法仍将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人权定向则根植于现实的需求并将成为国际法的发展方向.进一步看,主权和人权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的法律”是对“国家之间的法律”的发展和超越而非否定.     

孙中山的经济主权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经济主权思想的精髓在于:1、他明确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分为“政治力”和“经济力”两个方面,揭示了两者内在联系,提出了“次殖民地”概念;2、对中国如何受外国经济压迫进行了详尽的数理和实证分析;3、明确提出了求得经济主权的正确途径。     

世界文明的重心已渐回东移——兼论中国对下一代政治制度的探索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整体主义,城邦时代是希腊文明最灿烂的时期,“地理大发现”使欧洲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把普世的当成唯一的,不尊重其他文明,不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将使西方文明走入死胡同.中国是承载东方文明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延续发展的希冀.集体主义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始终,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中国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的建构路径——从“一般类型”到“新型”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其在类型层面深受源自西方的、以“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为基本框架的“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掣肘。这要求中国在与“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博弈中建构符合本国实际的政党制度类型话语。建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既应充分认识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以政党数量为划分标准的思维定势、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笼统分类、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二元对立等局限性;也应看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内含的追求民主政治、重视制度因素、警惕和防止权力腐败等价值;更应在遵循“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历史与现实的轨迹、注重“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基础的事实引证及学理支撑、挖掘“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内蕴的政治智慧、加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译介和传播等方面突破“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从而建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传播力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     

近代民事立法对固有民法资源的吸收与整合

在近代 ,西方列强借助军事上的优势 ,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 ,由此带来中西方文明在法律领域内的碰撞 ,这种碰撞促使中国传统法律开始近代化建设 ,试图构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部门法在近代中国的建立 ,始自光绪三十三年(190 7年 )的清末修律 ,终至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实施。就其立法精神、编制风格乃至法条内容而言 ,始终是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物。但作为一种与中华法系毫无联系的新型法律制度 ,它同在此时期其它的“舶来物”一样 ,与中国社会生…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价值旨归、实践效能与创新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和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进行对外叙事,对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塑造大国形象以及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能够有效破除西方国家通过话语权为中国发展设下的藩篱和陷阱,解构西方国家对于国际话语的垄断地位,在国家间的话语博弈中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提升对外叙事的实际成效,要在叙事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让叙事“言之有理”;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成效,让叙事“言之有据”;构建全过程创新的话语体系,让叙事“言之有术”。     

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的文化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哲学精髓到底是什么?无需旁求,中国之“中”的“国姓”便昭示着古今往来中华民族的最大共识和最高智慧.在当代文明体系中,中国文化如何立“中”之大本、求“中”之境界?一言概之:构建“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或将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世纪是文化大发现的世纪.西方世界文化大发现的趋势和结果是经过由韦伯开启的学术路径,完成对以基督教为精神家园的西方文明的“理想类型”的合法性论证,最终将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全球化”的理念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现实.在文化已经上升为欧美世界的国家战略的时代,面对发展与幸福冲突的世界性文明危机,只有“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才可能使中国文化发展回归于“中”之“大本”.为此,中国文化战略必须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制度层面确立国家的文化意识或文化自觉并厘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精神层面实现新的伦理启蒙和伦理觉悟.     

政治和文化的张力:梁启超的文明发展思想

梁启超对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文明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进步性持肯定态度,但在一战以后他更多关注的是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并通过比较西方文明思考中国文明的出路。他将政治和文化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或方面,而政治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或张力常态决定了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些看法表明,梁启超关于文明发展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以来各种“体、用”之分的价值取向,认为中国和西方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政治和文化可以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相互作用。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动力树立文化强国形象--学习习近平访欧期间系列讲话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欧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演讲,向欧洲全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发展前景,并倡导通过文化交流互鉴,让西方更好地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从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树立中国文化强国形象。他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古至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频繁展开,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互相创新。“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中欧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将促进各国文化传入中国,也将促进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使各国人民能够更好地领略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对推动人类文明繁荣有着重要意义。     

干涉与反干涉：关于1923年中国商标法的中外交涉

192 3年 ,中国颁布新商标法以取代之前带有强烈半殖民地性质的《商标注册暂拟章程》 ,意味着结束海关代管商标注册的局面。此事直接关系列强在华利益和特权 ,所以遭到列强和各国商会的极力反对和一再无理干涉 :公使团提出承认商标法的重要条件是聘用外人为助理 ;商会提出由列强参与、“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 ,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外交。而中国政府在中外交涉过程中有抗争有妥协 ,最后采取折衷办法 ,同意向万国商标联合会聘请专家为顾问。尤为可贵的是 ,中国商会和商人也以外交后援的方式参与这次中外交涉。可以说 ,关于 1 92 3年中国商标法的中外交涉就是一次干涉与反干涉斗争的过程     

统筹共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治理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广博胸襟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红绿”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道德命题与新发展道路相结合,实现了从此前承袭西方绿色话语“跟着讲”发展到如今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接着讲”和结合当代中国实践语境“自己讲”。作为原创性思想与变革性实践的有机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系统思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统筹城乡区域陆海关系的空间环境正义以及洞悉全球生态危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阐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生性向度,为破解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寻求人类社会永续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武器与制胜法宝。在以统筹共治为核心的治理逻辑牵引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治理的辩证关系,顺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多边主义的文明政治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明间对话议程述评

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互动原则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际,多边主义面临多重挑战,需要扩展其内涵维度,将文明政治纳入理念原则与制度设计中。这就要求多边主义的参与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并在互动中以沟通逻辑统合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超越当前内嵌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背景下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话语,为不同文明背景的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奠定基础,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包容、韧性的国际秩序。近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体系中唯一肩负文明间对话职责的专门机构,推动文明间对话成为一项日益主流化的全球议程,发起了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文化和睦十年”计划,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开展一系列文明间对话旗舰项目,凸显了众多非欧洲、非西方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贡献,也说明实践中的多边主义出现了文明政治转向。中国应积极把握这一趋势,坚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真正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追求,以文明间对话帮助缓解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回归等带来的压力,为塑造和而不同的多边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