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根基和保障,其根本在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完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新型治理体系,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领导和社会治理创新,须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构建服务型党建工作机制,建构党建和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模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努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江苏基层治理新实践,坚决扛起“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在前”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重大使命,按照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部署,对照“走在前、做示范”的要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建强基层组织功能为基础,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牵引,以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深度参与为抓手,以夯实基层智慧平台建设为依托,着力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新政治生态下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一方面源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治理中的标杆性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引发政府信用问题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困顿。这些交织性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从政府自身来看,主要有政府责任与能力的失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不对等、政府的利益化、公权力难以约束;从政府外部看,主要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在新政治生态下,应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培育为基本路径,以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为切入点来促进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     

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实践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多元主体共识缺失,合作机制不完善,分工不明确,资源分配不均,基础不牢固等困境。随着对治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重塑多元主体治理价值观,形成治理共识;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拓宽治理领域深度;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推动社会资源均衡发展;以基层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向下移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近年来,常熟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聚焦城市基层治理难点重点,在“一核双联、先锋领治、多网融合、多元共治”上持续用力,积极推进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强化“一堡垒双联”,筑牢组织扎根、资源下沉的主心骨。     

湖北襄阳樊城：社区治理主体更多元机制更联动

正近年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积极探索新时代"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着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城乡社区下移,弥补城乡治理的短板、弱项,实现治理边界更清晰、治理主体更多元、治理机制更联动、治理成效更明显。优化网格划分,实现治理边界更清晰。针对现有网格划分和基层社会治理不相匹配的突出问题,对现有网格进行重新调整划分,将现有506个网格调整到625个,     

温州市龙湾区创新打造药品安全基层监管新模式

近年来,温州市龙湾区以新型模式为依托、以"数智"平台为支撑、以信用监管为补充,进一步创新药品安全监管方式、整合安全监管力量,有力促进了药品安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2020年,该区执业药师在线监管做法入选浙江"互联网+监管"地方优秀案例.     

治人抑或治数：数据要素如何推动信用制度向治理效能转化？

我国信用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并在市场监管、行政管理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体系化程度不足、支撑系统不牢固、治理效能待验证等问题较为明显。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为政府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何以标准化的信用数据为对象,改变以人或组织为主体的固有管理思维,按照数据流转路径重构信用制度值得探索。在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下,以信用登记制度、信用兑换制度、信用统计制度等为主干,可以构建全周期管理的信用制度体系;并在可信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形成动态运行机制,围绕信用数据推动信用制度向治理效能转化,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路径选择。     

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路径创新研究

机关事务标准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现代管理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从历史背景、政策背景和现实背景来看,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的融合提升了机关事务的综合管理水平和分析决策水平,但仍然存在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两张皮”等困境。根据知识融合理论,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有必要在融合模式、模型、技术、工具等方面进行创新,以促进两化的实质性融合,进而提升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     

当代中国协同治理的典型研究:以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为例

浙江温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信用治理实践为检视当代中国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典型样本。温州社会信用治理先后经历了行业治理和地方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以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和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在行业治理中取得成功却在地方信用治理上陷入困境。从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中治理绩效的反差为参照来探讨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实现机制与制约瓶颈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     

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如何互促互进

<正>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两项工作有机结合,不仅使后者的创新发展获得了有力的组织支持,又确保了社区治理始终沿着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稳步推进。同时,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参与,也赋予了基层党组织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以扎根基层实践的不竭动力,并为巩固党在基层社会的领导与执政根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当前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我们     

奋力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走在前”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层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赋予江苏“四个走在前”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在前”。作为南通市中心城区,崇川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江苏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强化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积极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为民宗旨,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奋力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走在前列。     

中国共产党与基层社会秩序百年变迁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基层社会秩序重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传统中国社会以"礼法秩序"为主导,在国家与社会共治中实现"礼治"与"法治"融合。晚清民国面对传统秩序的崩坏,自上而下推动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因与传统势力扞格而成效甚微。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自下而上的基层社会改造模式,更能体现"自治性""惠民性"和"动员性",使民众获得主体价值感和组织认同感,彻底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实现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统一的基层治理框架,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对于深入理解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国方案、彰显"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打造有温度的相城之治

推进基层“三整合”改革,即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革,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苏州市相城区作为推进“三整合”改革省级全域试点,在黄桥街道和望亭镇打造镇(街道)改革“样板”基础上,积极构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机构重构和信息建设为支撑,以审批服务、综合执法、网格治理和属地管理为驱动的“一核两翼四驱动”的改革新模式,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迈向治理的基层党建创新：路径与机制

党的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核。文章从党群关系的实践性出发,探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机制。转型期的乡村治理是激活党建动力和路径的重要载体,赋予基层党建以政治活力。党建在嵌入乡村治理场域的同时再造了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党群关系日益成为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粘合剂。因此,乡村治理既是农村党建创新的起点,也是其归宿。当前农村党建创新需要立足乡村治理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不断拓展其深度和边界。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如何深度融合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落实和执行的基础,是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成效与水平,但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基层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在融合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因此,以基层党建创新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