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指引刑事办案的若干思考

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5起检察机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典型案例,旨在发挥案例“活教材”作用,将少捕慎诉慎押引向深入,实现检察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文章通过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阐述,系统分析5起典型案例对基层检察机关办理类似案件的借鉴作用,同时对实践中存在的司法理念尚待统一、政策落实仍待精细、适用界限有待厘清等问题进行简述,进一步提出更新理念、凝聚办案共识,优化制度、搭建“四梁八柱”,聚焦办案、细化标准指引,创新机制、发挥科技优势等措施,希冀为基层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政策指引。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完善路径探究

在“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取保候审制度大幅修改,特别是适用条件由过去的“可以”改为“应当”,体现国家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决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取保候审,更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与体现。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对于取保候审的性质定位、取保候审的程序及救济保障仍缺乏应有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取保申请缺乏程序保障,权利被侵害也得不到任何救济。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应当将取保候审确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确立令状中心主义,赋予取保候审救济保障。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中的“颂系”法律文化传统北大核心

“颂系”法律文化传统是传统德治观念引导刑事强制措施的结果。其起于汉初,盛于唐宋,延至明清,既表现为通过对涉罪轻重、官贵身份、生理弱势等因素的权衡,构建出宽严有等的强制措施规范制度;也表现为对“个人利益-农本经济-社会秩序-政权稳定”递进逻辑的思量,做出因时施恩的诏令。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是古人在强制措施适用上慎刑的体现,也是古人在面对矛盾交错、灾异多发时,加强德治观念在强制措施领域的渗透以追求社会实效的思维体现。该传统影响至今,表现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下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并为强制措施司法实践提供了中国智慧和历史警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企业刑事合规之完善

我国目前处于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初始阶段,“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地为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少捕慎诉慎押”的内涵与企业刑事合规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基本要求也满足了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需求,两者相辅相成,发挥了人身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行时间较短,尚存在合规激励机制不完备、合规暂缓起诉制度缺乏立法支撑、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设置欠妥等问题。应在“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引领下,不断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立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适当前移合规节点,建立企业刑事合规的长效监督机制,合理划定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非羁押诉讼中被追诉人的监管模式研究——以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为背景

对于非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传统的“人盯人”的人力监管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刑事诉讼的需要,存在监管方式单一、监管机构联动不足、违规成本低、脱逃行为多发等问题。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数字化技术监管模式,虽然提高了防脱逃成效,增强了监管执行力,降低了执行成本,但是也存在人机分离、监管错位等问题。为提高监管效能,克服现有监管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基于当下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发展格局,可以构建以公安民警监管为主导、以数字化技术监管为牵引、以基层网格员监管为辅助的“技术+网格”耦合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