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互动看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地方创新动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方面,浙江省首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口。2016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在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声势浩大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此拉开帷幕。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发展历程为基础,通过分析当前"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利益主体的状况,可讨论得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机制:"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终极核心价值理念;省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合力领跑改革是改革得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助推力;行政法规、法律的完善和信用制度的维护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强大保障;"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是政府改革措施进行必不可少的工具要素。     

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问题研究——以浙江省K县为例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改革,突出公共服务组织与民众的平等关系和相互协作,以公共服务使用者的体验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而对这场始于浙江、燎原中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深入认识需要从具体的案例研究入手。本文以浙江省K县为例,就其"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借助"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改革的理论框架,分析"最多跑一次"改革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创新特征与扩散:一个多案例比较研究

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多案例比较的视角,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中选取"岗位任前公示制度"、"幸福江阴"、"效能建设"三个案例,探索中国情境下扩散较快的政府创新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概念较为简单、操作较为简便、短期效果较为明显、采纳成本较为低廉、受益群体广泛、社会阻力较少的政府创新更加容易扩散。     

创新特征与扩散:一个多案例比较研究

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多案例比较的视角,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中选取"岗位任前公示制度"、"幸福江阴"、"效能建设"三个案例,探索中国情境下扩散较快的政府创新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概念较为简单、操作较为简便、短期效果较为明显、采纳成本较为低廉、受益群体广泛、社会阻力较少的政府创新更加容易扩散。     

横-纵向扩散何以可能：制度化视角下河长制的创新扩散过程研究——基于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方法的分析

制度扩散是地方政府实施创新的重要方式,制度扩散不仅包括地方政府间的横向扩散,而且还包括央地间的纵向扩散。然而,关于河长制的既有研究仅关注其短期的、横向式制度扩散过程,而没有将河长制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长时间段、系统性的研究。从制度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我们构建了一种新的制度扩散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理论构建型过程追踪方法对河长制进行分析,以理解我国中央-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横-纵向扩散过程。这一研究发现：河长制扩散背后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由四个部件共同促成的河长制创新扩散机制。这一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归纳出几组交互融合的经典关系命题,而且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我国政府治理框架具有韧性的原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河长制内在发生机理的理解。然而,由于该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展开分析,未来关于河长制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微观与比较研究加以补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回答的两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重要?二是如何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供给侧,产能过剩和超额库存大面积持续存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存在"滞胀"的潜在风险,决定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供给。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如何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这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研究——以公安微博为例

以公安微博为例,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的机制。基于中国制度变迁、非正式政治、政府行为等理论文献以及对于X省Y市案例研究,提出一个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机理的初步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和领导中心的决策机制这一情境下,地方政府创新往往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耦合的产物,而非正式政治在政府创新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支配性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非正式政治在创新的接纳阶段起着核心作用,正式政治成为创新扩散阶段的关键推动力,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非正式政治支持获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政治的根深蒂固和正式政治的弱化则为创新的后续发展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以及政府内部的政治敏感资料难以全面获取等局限,该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黑箱",有助于促进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逻辑的理解。     

财政政策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在对财政政策促进供给侧改革存在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的科学路径和具体对策。研究发现,目前财政政策存在财政收支平衡约束和财税风险挑战等直接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可能会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产生阻碍,从而导致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双重问题"。为了规避"双重问题"、促进供给侧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应该走"以结构性减税为主,重点支持创新和社会保障支出,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地方主体税源"的财政政策实施路径,并辅之以市场体制、金融体制、初次分配制度和人力资本制度等配套体制改革。     

支持联盟框架视角中的地方政府创新试验——以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成为当前政府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支持联盟框架中寻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机理,以具体案例研究地方政府创新的话语背景,特别是分析地方政府创新成果得以运行的根本动力、发展趋势以及未来走向,为地方政府创新政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范式。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嵌入型”富裕地区政策创新:空间限制与行动策略——以神木“免费医疗”政策为例

为探讨经济水平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关系,对神木县"免费医疗"政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虽然传统文献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能力会影响其政策创新,但研究发现,在中国模式的府际关系下,不仅一个地区自身的经济水平,而且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地区所在区域的整体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其政策创新。虽然富裕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更具有政策创新的可能性,但"嵌入型"富裕地区相对于一般富裕地区而言,在政策创新上却会受到更多的空间限制。同时,面对更为严格的空间限制,"嵌入型"富裕地区的政策创新主体依然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来争取政策创新的成功,但这些行动策略的风险很高,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创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绩动机而具有某种道德情怀。这些研究发现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为何远远少于东部地区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框架。由于是单案例研究,因而这些结论的可靠性还需要更多的案例作进一步的验证。     

“嵌入型”富裕地区政策创新:空间限制与行动策略——以神木“免费医疗”政策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为探讨经济水平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关系,对神木县"免费医疗"政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虽然传统文献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能力会影响其政策创新,但研究发现,在中国模式的府际关系下,不仅一个地区自身的经济水平,而且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地区所在区域的整体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其政策创新。虽然富裕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更具有政策创新的可能性,但"嵌入型"富裕地区相对于一般富裕地区而言,在政策创新上却会受到更多的空间限制。同时,面对更为严格的空间限制,"嵌入型"富裕地区的政策创新主体依然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来争取政策创新的成功,但这些行动策略的风险很高,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创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绩动机而具有某种道德情怀。这些研究发现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为何远远少于东部地区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框架。由于是单案例研究,因而这些结论的可靠性还需要更多的案例作进一步的验证。     

授权缺失——绩效管理“结果导向”中的偏差分析

"结果导向"作为一种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理念,主旨倡导政府绩效管理创新应既关注被考核对象绩效目标特征,又重视对其授权。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历届获奖的绩效管理创新案例为文本,分析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创新实践中创新点的倚重所在。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创新重视考核目标设置情况,但对考核对象的授权并未同步进行。对目标特征和授权的关注程度不相称,说明作为考核方的地方政府在绩效管理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程序导向"明显,同公共管理改革"结果导向"的理想状态存在偏差。据此文章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管理滞后的突出矛盾造就了"城管"这一既遭百姓诟病、同时又是地方政府不可或缺的职能部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些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研究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试图给出具体的改革路径,力求在政府管理的秩序需求与低收入人群的生存需要之间找到利益平衡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一项初步的经验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亡更替。本文简要回顾和总结了古代民本主义和近代民主主义有关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八条途径。随后,作者对2000年以来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63个案例进行了初步的经验研究,据此回答了地方政府创新是否和通过何种途径增强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同时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在增强政治合法性问题上的限度问题。     

简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十个问题

依据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初步分析,总结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十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如何定义政府创新,是否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创新;危机、发展与政府创新形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创新的主体条件是什么;集中体制能否有利于创新;创新需要怎样的物质条件;公民社会发展如何推动政府创新;政府创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怎样的关系;创新是如何扩散和传播的;目前政府创新存在着哪些误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有一些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验证.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对于中国这个庞大体制的成功变革和转型来说,发生在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政府创新对于解决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发挥体制内在的潜力以及提高现有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方面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归纳出九个有利于创新成功的因素.它们包括,有能力和远见的创新者、团结协作的创新团体(领导集体)、周密而可行的创新计划、有力的实施者、上级的认可和支持、相关部门或机构的配合和支持、当地民众的理解与参与、有利的舆论环境以及创新者职位的升迁.在现有体制下,创新者的作用和上级(尤其是中央)的认可和支持最为关键.     

演化范式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和趋势,也是推动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主要手段。本文在梳理地方政府创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基础上,基于演化范式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本文重新界定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内涵;其次,研究了其演化路径与内容,指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四条演化路径和三个方面的内容;然后,分析了其内外部决定因素,总结出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政治企业家"精神、知识累积、创新的路径依赖、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知识外溢与竞合、创新嵌套的行政文化和技术创新等八个决定因素;最后,构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     

从简政放权到集成服务:行政审批制度的自我调适性改革——基于衢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的研究

为了应对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对行政体制带来的冲击,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是浙江省在回应行政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下等问题时借助互联网技术所进行的自我调适性改革,实现了行政审批改革从简政放权、组织调整、流程再造到集成服务的提升。"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设计是以行政服务对象为核心,在行政审批的每一环节突出便捷、高效原则,整合行政资源,打通部门、信息壁垒,提供集成化服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陷入放权与限权的循环之中,根源在于总是以行政为中心设计改革思路,而"最多跑一次"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审视行政审批制度,重新设计行政审批制度的权限、运行机制与评价方式,这是一个理念转变和制度变革的过程,从根本上来破解行政审批制度的弊端,倒逼着行政体制的改革。     

危机回应的非预期效应：基于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

危机事件引致政府及时回应,进而推动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但政府的危机回应能否以及如何在预期效果外产生有助于纾解危机背后政策元问题的其他政策效应,是政策设计与评估往往忽视的重要议题。围绕地方政府回应太湖蓝藻这一环境焦点事件的案例,结合对政府回应的定性梳理与准实验设计的量化评估,本文探索危机回应特征与企业创新这一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迅速回应焦点事件以外持续且多样的政策回应特征,诱发了企业总体创新与绿色创新持续增长的非预期效应,从而纾解了危机背后环境与经济间长期矛盾的元问题。研究提出了政策元问题与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识别了危机回应非预期效应的存在及触发条件,丰富了对危机回应政策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的理解,并给出重要启示：危机后形成持续的回应机制可促进解决元问题的长期政策效果实现;充分理解政府持续回应的有效性及其机制,是推动政策问题根本解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