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政府、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困境及趋势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存在的逻辑起点,但是公共事务结构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对这种传统模式形成了挑战,合作供给成为了一种现实选择。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既有历史基础的沉淀、理论基础的夯实,也有国际经验的充实和技术力量的支撑,这样的选择逻辑为两者的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是通过对两者合作现状的评估,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面临着目标一致困境、监督困境和能力困境,应寻求两者合作的新模式,对其困境进行化解。     

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与NGO的合作困境及出路

本文就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与NGO的合作困境,分析制约政府与NGO合作关系的因素。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构建政府与NGO之间互动合作关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单靠其中的一方就能完成的。所以,公共服务中政府与NGO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于构建两者的互动合作关系。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路径选择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中国乃至全球已广泛兴起。政府出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公众接受服务,这既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理论要求,也深得广大民众的青睐。由于我国在政府购买和市场承接方面起步较晚,发育迟缓,相应的法律法规比较缺失,加之政府长期包办社会所有事务,购买行为在实践中还很不规范。为了使政府购买走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当前需要解决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关键问题,即加强法律制度的设计、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能力和提供服务的效率。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监管与问责

社会组织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直接承接者。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三方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公共服务职能转承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互动。从三方的互动关系可知,监管与问责可作为观察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内在机理的重要维度。重新审视公共服务转承中的监管与问责实践可见,政府应聚焦公共服务受惠人及受惠程度,引导建立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多元监管问责体系,最终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最优配置,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     

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企业与社会三方合作

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三方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得非常迅速 ,在各国实践中摸索出的许多保证合作效能和服务质量的基本形式和组织框架很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理论逻辑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弥补政府和市场不足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论述和阐释西方学者言论学说,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基础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国家与社会二重化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具体方式之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正义的实现,推动社会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本质要求,有利于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是马克思公共服务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重构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目前,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矛盾: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分工不明确,不规范;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和"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体制,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够重视;现行分税制造成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央对地方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政绩考核机制不科学,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范围;规范中央对地方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以"公共服务+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服务问责制。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我国社会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应对灾变、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所充当的“第三方”的重要角色，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但其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一项新挑战。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我国社会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其在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应对灾变、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所充当的“第三方”的重要角色,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但其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所面临的一项新的挑战。     

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功能、问题与互动合作

农村公共服务问题是转型时期新农村建设中的难点,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变革传统的单一供给模式。基于合作理论,应该通过重塑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确立基层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住、明确合作中的各供给主体角色、实现多元化资金供给、规范合作参与机制等途径实现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多元合作,破解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难题。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典型实践与启示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建设服务性政府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典型地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文章分析了美国、法国和香港地区的实践模式,从中得出了若干启示。     

公共服务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之一,公共服务精神是服务型政府的根本标志。服务型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负有最终责任。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条件与模式探讨

在新形势下,面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不足,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弥补作用,由此涉及彼此合作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并非自然生成,合作与否受到逻辑条件、环境条件和操作条件等三个不同层次的因素影响。根据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层次的不同、互动结构的差异、彼此依赖程度以及制度化的情况,二者的合作关系有协同模式、替代模式、互补模式和混合模式等四种类型。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研究综述

非营利组织作为新兴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其互动的效率和效果,当前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该如何进行良性互动、形成双赢的合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时间较短,距离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集中在借鉴经验探讨的层面,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应是如何建立长期稳定且可行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     

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

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大量社会组织,尽管社会组织有了长足发展,但从总体上说还存在着规模实力偏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现实制度环境中也存在着大量阻碍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社会组织难以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当前,我国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契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发展路径。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保障机制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制度化保障机制,随意性较大。相关理论研究滞后,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社会组织能力不强,推动制度建设上乏力,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解决的办法是: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依法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以项目管理为抓手,积极推广项目制;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体制。     

我国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与行为选择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鼓励非政府组织服务社会,参与治理。为了确保多元社会中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准确界定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得出,二者存在主导、参与和介入三种关系形态及非政府组织可能选择创新、调适和反应三种行为方式。据此,预测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选择,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的最优化。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制度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既能使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又能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高公众满意度。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制度化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制度化,确保购买服务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可预期性。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存在着缺乏购买服务的整体平台、一意见三目录不完整、定价方式的单一性与不合理性、评估机构专业性弱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建构统一的购买平台、制定一条例五目录、完善定价机制、建立和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化建设,促进政府体制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增强购买服务的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