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CAS理论框架

CAS理论对于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的构建和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在适应基层社会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中刻画出聚集性、非线性、要素流和多样性的典型特征。基于CAS理论,分析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中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的构成与运行机理,并尝试从创造公共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和持续赋权增能三个方向进一步审视系统发展路径,以期为提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实践思路。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基于全球化视角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风险情境下城市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

城市和风险相伴相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断推进,城市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对城市风险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有效应对城市风险和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城市韧性治理作为风险情境下城市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从系统角度来看,城市韧性治理是由内容、网络、认知和功能等四个维度构成的整体。当前,城市韧性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针对城市风险韧性治理的现实梗阻,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思维更新、治理功能优化等方面着力采取措施,以建设更有韧性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新时代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动力来源、风险防控与路径选择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是机遇与挑战相伴生的过程。推动自我革命的深入发展,就要冷静分析当前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动力来源和风险来源。执政党整体、党员干部两个方面构成了自我革命的动力源泉,而风险则来自对革命对象的认识、党内、党外、革命方式方法自身等方方面面。推动自我革命的深入发展,就要从动力激发、风险防控这两方面入手,坚持动力激发,就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防范风险,就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推动自我革命科学有序开展,加强互动,形成党内外良好沟通与联系。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解释路径与工具选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社会网络基础,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促进了农民合作,规范多元主体参与。但是,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缺失也影响了治理的绩效。要促进我国农村民间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的良性治理,应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运行。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扩大和深化公众参与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需要"由"胜任""自主""归属"等三者构成;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要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之间能够形成耦合互动的对应逻辑,从而构建了公众参与"动机—动员—机会"的理论框架。依据该理论框架,市域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包括公众参与"需要"中的"胜任、自主和归属"分别激发出不同的参与动机、政府基于公共价值进行的"动员"以及扩大"动机激发""价值动员"二者交集的"有效机会"。     

代理理论、管家理论与公司治理分析框架的重构

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在截然相反的经理人行为假设基础上分别提出了控制和信任两类完全不同的公司治理策略,但理论分析和公司治理实践都表明,单一的控制治理或信任治理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复杂的公司治理问题.本文借鉴功能导向的组织结构设计思想,提出了功能导向的公司治理分析框架,较好地融合了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的对立关系,重新定位了公司治理的目标,为今后的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现实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需求-回应的分析框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治理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和压力。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和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环境的诉求需要不断推进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然而,当前城市环境治理仍然存在着治理理念相对滞后、治理法制不够健全、治理结构有待优化、治理过程较为粗放、治理绩效评估有所弱化等问题,阻滞了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这构成了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需求层面。为此,应根据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需求,采取有力的优化措施予以回应。     

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     

新时代单位治理的制度陷阱与超越路径

单位内部的微观治理是将宏观治理的政策安排在单位内部执行中并具体化。在新时代,我国实行制度博弈与单位治理,是实施渐进式转型的社会单位治理的一种有益选择,在对西方制度变革下单位治理取长补短的同时,转变对社会单位的认识,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等是破解单位治理中制度陷阱的不二选择。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逻辑与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在治理方面基本的经验就在于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结合新的形势之下提出来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担负着从严治党、国家治理的重担,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逻辑和实践路径,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新时代党内问责的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党内问责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它是党内民主的逻辑使然、权责一致原则在责任政党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和改善当前政治生态的现实所需。党内问责的实现依赖于一整套制度架构和配套措施,当前应该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和问责的具体程序等制度,构建党内问责制是前提,如何将党内问责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运转起来,关键要重点突破几个方面: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关注党内问责的链带性、分清不同责任的承担方式和积极推进党务公开透明等。     

政府新闻误读及其治理研究——基于信息流理论解释框架

政府新闻发布是对大众诉求的及时回应,但因传播过程中"噪声"的影响,会发生新闻被误读事实,影响社会和谐。基于信息流理论框架,对新闻误读传播过程的信宿、信道、信源进行深入挖掘,并对三个面向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操作化治理建议,为降低误读概率,提升信息传播效用作出有益探讨。     

制度建设:“三公消费”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行政成本理论的视角

因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简称“三公经费”)的支出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从而导致我国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政府绩效受到严重影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研究“三公消费”的现状和解决办法,对于解决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具有重要意义.以行政成本为切入点,分析我国“三公消费”的社会现状和管制现状,阐述“三公消费”的制度漏洞,针对“三公消费”过高问题从制度建设的视角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在于:以公开“三公消费”为基础加强公众监督,“三公消费”与公务人员绩效评估挂钩,完善我国相关财政制度,加大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和推进政府行政层级扁平化改革,等等.     

见微知著 精准治理——新时代社会治安微治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综述

"新时代社会治安微治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主要讨论议题为"社会治安微治理的内涵和要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特殊人群(区域)管控"、"治安警情处置"和"危险物品精准管控"等,与会代表围绕上述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达成一定共识。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有助于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治安治理的规律和要求,为实现社会治安治理效能的最优化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