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擘划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展开的.构建现代国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取向,现代化的治理是中国现代化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所追求的理想形态.就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发展阶段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只能诉诸多元主体共治,在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中,最终呈现出一幅理想的现代国家治理图景.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多元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为此,必须对多元主体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进一步加快政府改革步伐,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与制度,培育公民精神,塑造公民文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以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新型城镇化要创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中心向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构建这一模式,就要加快政府革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新型城镇化利益协调和监管机制,化解冲突。     

论推进县级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现代化的四个维度——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重大突发事件不仅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挑战了政府组织合法性。本文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从治理导向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机制现代化和治理目标现代化四个维度解构我国县级政府在后疫情时代下应急处置能力的现代化,并以S县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行深锚,展现了后疫情时代政府应急处置的协调整合性。政府始终秉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治理导向;形成以政府为核心的整体性组织,并细化为以各级党委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协调机制和整合机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实现了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     

主体多元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思路

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改革目标和战略任务,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关键抓手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一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要求,为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城乡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处于急剧转型和改革深水区与攻坚期的当下中国,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健全政府治理机制,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被遮蔽的痛苦及其消解:科技进步下的制度改革推进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政府行政方式改革,并由此优化了社会制度。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在部分解决了制度不尽合理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的同时也使得社会主体沉浸于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中放弃了对制度本身不合理性的反思,导致了社会制度改革的惰性,遮蔽了社会问题的本质。全面深化改革,除了对科学技术的工具性利用,还应不断加强社会制度自身科学性的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中国政治学会各省市秘书长联席会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5月9日,中国政治学会各省市秘书长联席会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共同承办,来自国内各省市科研机构和高校的80多位知名专家和学者集聚一堂,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这个主题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会专家认为,第一,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应当包括主体多元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化研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当前,各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主要举措在于增加执法领域、扩大执法权限、整合执法主体、加强基层执法机构建设等方面。但在改革推进中,也出现了执法职能划转不够科学、执法机构整合困难、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不畅、执法主体承接能力不足等问题。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把握政府行政规律,稳步推动相对综合执法,厘清综合执法权力边界,加强综合执法协调机制建设,强化主体建设等。     

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架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实现由共治到善治的应有之义,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畅通、高效、无缝隙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由共治实现善治,突破单边权力失灵的困境。当前适合中国实际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主要包含灵活的主体参与制度体系、严格的过程监督制度体系及完善的利益保障制度体系三个维度。     

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以治理理论推动社会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治理理论并非万能,作为一种后现代指向且尚在发展中的理论,它无法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契合。相对现实社会而言,虚拟社会治理更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给予特定观照。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应通过治理理念重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参与秩序,积极实施从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治理方式创新,以合作与信任为前提重构多元主体关系,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同时明确权责边界。如此,才能真正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这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全面改革,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解决体制机制中的弊端,破除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障碍,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动态治理:新加坡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启示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进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抉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公共治理的理念、模     

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源、相关性与途径

在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有着深刻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调适政府边界对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数字治理不同阶段对政府边界及治理能力、水平的需求不同;调适政府边界有助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数字治理“浪潮”中针对现实需求准确地调适政府边界从而显著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治理主体准确确定政府边界的范围;分项完成不同阶段的治理任务;革新治理理念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