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政府主导向市场调控的趋势转变。     

新常态下政府职能改革再思考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济新常态的推进途径仍旧在于合理转变和调整政府职能。新常态下重新思考政府职能转变和调整政府职能,应以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中轴,通过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的积极作用;应围绕改革政府履职方式为主要内容,推进政府权能从"全能型政府"转为"有限型政府",从"直接管制"转变为"引导促进",从"管理"转变为"服务";在政府能力结构上,应从注重回应能力转为提高前瞻性能力,从控制能力转为改进沟通、协调和合作能力。通过上述适应新常态的系统性政府职能调整,形成支撑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治理格局。     

权责调整视角下的政府层级改革趋向——以地级行政建制的演变为例

省管县的讨论是中国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一个直观体现,地级市建制演变的历程和政府职能变革的历程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正由政治统治型政府向经济管理型,再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政府职责权限调整与层级改革的内在关联就在于通过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升政府能力。现阶段职责权限调整,也就落脚于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成了政府的改革方向。层级改革的指导原则,需要考虑政府及其组成成员、民众、施政环境以及利益集团等因素。     

从各类型国家发展实践中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研究命题，也是近百年内各个经济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从世界各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以及战后在面临新环境下的政策调整，还有我国建国后发展模式的演变，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何在新时期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寻求两者的最佳结合点，是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民法、商法、经济法相互关系的法理透视

民法起源于自然经济社会并历史地演进,维系着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社会的基本存在状态;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关于商品交换的法律规范,它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为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解放提供着制度保障;经济法则是市场经济克服自身调节能力的先天不足而生成的矫枉过正之作。作为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民法维持现状,商法谋求发展,经济法抑制变异,共同服务于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而经济关系作为经济生活的背景,是将民法、商法、经济法从法的整体中划分出来的标准,也是三者法理具有可比性的前提。     

请示、报告与意见之源流辨析

请示、报告与意见三个文种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和悠久的"共存一体"和"混存多体"的使用传统,三者由从分工不明、使用混乱到适用范围的明确、使用要求的规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我国公文体系由古代向现代演变的一个缩影。三者各自的独立,标志着更加民主、高效、科学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更加规范合理的现代公文使用体系的形成。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因而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广为瞩目的"中国崛起"现象。中国的崛起正在给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之核心,在于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本身始终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面临着国际规范变迁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构建出来的社会事实。人权、民主等原则被认为是国际新规范或"新文明标准"的重要内容,中国不得不选择应对国际规范变迁的政策,而中国的政策选择会极大地影响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从"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借鉴意义入手,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我国产业政策有效性与未来走向分析——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采取了不同的产业政策。立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梳理我国产业政策的演变轨迹,并对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发现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层面来看,产业政策有效;而从产能产出层面来看,产业政策更多的表现为失效。产业政策难达目标,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要提升产业政策效果,就得严格限制产业政策的调控范围,产业政策应对锁定产业同时给予"胡萝卜"和"大棒",产业政策的实施应少用或不用行政手段。     

历史视角下的“常态”:概念、特征与思考

"常态"是较长时期中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状态,具有稳定性、长期性与整体性三大特征。人类社会将经历旧常态、转型社会与新常态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未来不确定性决定了只能通过"回头望,而不是向前看"来判断社会是否进入常态,因而常态是一个历史概念。现阶段,世界与中国的经济与人口并未进入新常态,而只是处在由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型时期,稍有不逊,中国经济就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极大风险。中国较少制度红利而较多制度亏空,消减制度亏空,继续释放市场与社会活力,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     

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系统模型

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改革开放 2 0年来全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三元运行理论为描述不同体制下的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社会运行机制 ,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新的分析思路。     

推进政府投资向"公共财政"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由政府投资于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等公共产品领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各地区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这又历史地赋予政府投资特殊的“使命”——政府除了在上述“市场失灵”的领域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比较刍议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考察与分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联系与区别,认为:一、"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与提升;二、"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过程有明显的区别,前者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而后者则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性问题共同设定;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涵超越了"千年发展目标"而具有普遍性、全面性、整合性和变革性,从而特别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包容与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并且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从时代的主题、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21世纪发展学理论的新发展等几个方面探索引起"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联系与区别的诸原因,以供中国在未来执行与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参考。     

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理论与过程双重逻辑。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而兼顾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政府职能转变,天然地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遵循着"国家职能—政府职能—政府职责—职责体系"的过程逻辑。这两种逻辑在改革内容和发展脉络上具有内在关联,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中。基于此,下一步改革应当聚焦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把握三项原则:一是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均衡中调整职能边界;二是要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工具的应用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打破自发形成的职责结构模式,推动职责体系重塑。     

疫情防控与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反思——以政府行政管控手段为考察对象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事件的不利冲击,应当从规范行政税费政策、精益行政审批、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功能定位等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同美国第四次税改及政府优化改革进行对比分析,为我国政府规制公共危机的手段与边界提供一些现实思考。在此次疫情下,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应当是以政府规制为主导责任,以市场的有效调节为辅助,以社会的自主调节治理能力为基地。     

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探析——以五大发展理念下法治政府实践为切入点

五大发展理念历经一个演变过程,在法治政府实践过程中其作用力一直存在。找准这一关系后,通过对五大发展理念与法治政府建设对应实践案例的分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得出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宏观方面,用法治改革观统筹多元发展目标,既守住法治思维的底线又具有包容性;微观方面,处理好政府自身、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用多元指标框定法治政府建设范围,指引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     

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究

新常态背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制造了挑战,就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首要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应该从根本出发,基于西方经济学关于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理论,从源头上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明确新背景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要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究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新公共服务的比较研究

服务型政府从理论、模式、实践三个维度理解,指一种强调服务理念的理论与以服务行政为主导的政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建设满足公民服务需求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并不等同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而服务型政府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替代。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不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源。走向服务型政府需要整合治理方式,实现"为我所用",妥善处理三者关系,借鉴其他两者的优势。     

以做好“四个表率”适应新常态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新常态"已成为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新常态,依法治国新常态,改革开放新常态,从严治党新常态,作风建设新常态……正改变着广大领导干部的日常生活,也考验着领导干部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言行。作为组工干部要主动认识、适应、引领好"新常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分别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背景下由不同的领导人提出,三者不仅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而且存在着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认识的重要理论成果,进一步深化了我国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