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民主机制创新的路径分析

协商民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协商民主实践发展的基础性平台。随着社区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协商民主作为促进社区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被广泛应用,但是各地由于受民主基础和治理条件的影响,协商民主机制优势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因此,要通过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充分释放基层协商民主资源与活力,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自治和基层民主。一要优化基层协商民主主体结构,健全多元多层协同推动机制;二要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机制,夯实基层协商民主运行基础;三要健全议事规则程序和监督保障体系,完善基层协商民主运作机制。     

论公共行政场域中的社会资本

在民主制条件下公共事务得以协商解决,最基础的支持要素是存在共同理解的知识系统。社会资本作为动力因素和联结机制,创造了一种话语规则,为公共对话提供舞台,使得公民真实表达政治意愿,参与进政策网络来合作协商解决集体困境。社会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逻辑下表现为价值观、信任、互惠机制以及非正式规范等形式。社会资本发挥效能的宪政背景、民主参与的特质以及合作治理的秩序,其隐喻在于发展民主制行政的范式。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设施选址困境的治理路径——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为例

近几年,我国邻避设施选址陷入社会需求和公众反对的困境,根源在于多元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政府常用的"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治理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邻避设施选址困境问题。协商民主承认和尊重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达成共识,为解决邻避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正是基于协商民主的理念,杭州市政府构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开放协商的决策机制、平等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和理性包容的互动机制,从而使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走出选址困境并得以在原址重建。这为我国邻避设施选址困境治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协商民主在东营市基层民主治理中的运用——以利津县凤凰城街道为例

基层民主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和基础。协商民主最核心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民主治理。目前基层社区存在民主选举程序混乱、村民民主观念意识淡薄以及利益群体多元化和民主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利津县凤凰城街道运用协商民主的方式解决村社事务,包括健全协商机制,解决民事;搭建协商民主平台,提高民议意识;建立协商民主组织,扩大民决范围。利津县凤凰城街道积极探索基层民主治理的方式,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求得“最大公约数”,有利于形成良好有序的基层民主政治环境,有助于推进东营基层民主治理的现代化。     

治理视域下专门协商机构的定位和运行机理研究

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独特优势。十八大以来,对人民政协的民主和治理双重功能的认识不断加深,形成了"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判断。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专门协商机构综合承载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其内在结构和具体实践形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实现路径高度契合,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的政治组织功能和重要枢纽地位。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通过独具特色的基本要件、协商平台和机制程序,有效开展民主协商活动,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运转模式和制度体系。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已经显露出较为显著的成效。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区治理实践——以秦淮区社区“民生工作站”为例

协商民主作为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主要的民主理念之一,正在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南京市秦淮区在社区治理中全面推行社区"民生工作站",有力推进了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和发展,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协商对话、利益诉求、矛盾化解和公共服务的新型实践平台,对构建和谐社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民生工作站"要在协商主题的开放性、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协商内容的针对性、协商方式的多样性、协商效果的实效性、协商目标的价值性方面进行优化,让协商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过程。     

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临海“乡贤+治理”模式为例

当前,治理资源不足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内生性不足的农村社会亟需引入优质治理资源并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浙江省临海市在镇——村级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三大平台,进行了四种协商的分类和提供四大机制的保障。乡贤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有一种外在性,这种外在性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和弊端所在。临海市"乡贤+治理"模式经验表明,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协商治理:优势、困境与出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更深层次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现代化。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基于协商民主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协商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主要包括协商主体的不平等性、协商过程的低规范性、协商结果的弱共识性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化协商治理理论研究、大力完善协商治理制度、积极提高协商治理效能。     

使基层治理运转起来:联动网络与中国社区公共物品提供

社区公共物品提供,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是具有自身制度底色的"联动网络",不同于乡村的"连带群体"和欧美的"公民传统"。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使社区参与者之间形成"联动网络",以"协商治理"实现供给轨道的多元化,打造出"需求满足型"社区治理景观。以"社区公共物品"为载体,结合"联动网络"的组织优势和"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摆脱"矛盾转移"困境,使城市基层治理运转起来。     

“有事好商量”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从阐述"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的内涵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入手,总结近年来"有事好商量"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实践成果,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各方参与、服务群众"新格局,建立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的新机制。分析了当前"有事好商量"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有事好商量"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协商民主领导力;坚守人民立场,发挥协商民主凝聚力;发挥政协作用,强化协商民主组织力;突出社会治理,凸显协商民主融合力;坚持问题导向,提升协商民主品质力;创新体制机制,筑牢协商民主保障力。     

政协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人民政协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独特的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体现。当前,组织结构和队伍建设尚不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多方因素影响协商质量和协商效果的困境,制约了政协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民主协商效能。对此,应当以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协商民主的协商全过程,以法治化、制度化完善推进政协发挥职能,全面强化政协委员队伍建设,有的放矢做实事,提升协商质量与效果。     

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关系地方治理的新举措——来自浙江温岭工资集体协商的案例研究

温岭的工资集体协商有其独特的成长过程与逻辑,它是通过民主恳谈这一利益协调机制来实现的。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推广与完善,企业、村(居、社区)、行业、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已形成了四轮联动,并形成了"行业谈标准、区域谈底线、企业谈增幅"的工资集体协商新模式。总结其经验和做法,可从中把握工资集体协商的一般规律。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互联网+政协协商民主”常态化机制的实现路径

"互联网+"在逐步缔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态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为协商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要顺应"网络协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通过实现互联网思维、技术与政协协商民主的深度融合,建立多方合作和支持机制,提升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网络协商能力,来打造"互联网+政协协商民主"的常态化机制,推动政协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以制度建设推进社区的协商民主

社区协商民主有其平等、理性、开放、共识等特点,是新时期推进社区民主治理的有效载体,有着畅通表达渠道、扩大居民共识、整合多元利益、构建和谐社区等作用.针对当前社区协商民主存在的制度保障完整性不够和制度操作指导性不强等问题,本文从厘清社区协商民主与政府管控的权力边界、完善社区协商民主的“三会”制度和处理好社区协商民主过程的内容、主体、保障、组织等环节探讨如何优化社区协商民主的制度环境.     

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乡镇“中心工作”机制为视角

乡镇"中心工作"机制深刻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中心工作"机制形塑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弱化协商民主赖以发展的平等机制,其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对过程导向的协商民主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规划式"治理的"中心工作"机制,削弱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其运动式治理的路径已成为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制度化空间的桎梏。新时代要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乡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创新等方面优化"中心工作"机制,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     

协商民主在新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省社科联、云南社院2019年学术沙龙(第四期)综述

云南省社科联和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共同举办2019年云南省社科学术沙龙(第四期),主题为"协商民主在新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参会专家学者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向;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形成伴随着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进程,新时代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智慧和力量。资政建言是发挥协商民主作用的重要方面;凝聚共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着力点。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协商民主的功能所在;推进协商民主建设要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接;人民政协的协商职能是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职能。要重视"互联网+"条件下的协商民主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机制推动云南跨越式发展的作用。     

新时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困境、破解路径及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然而,在新的历史方位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面临着一些困境:基层协商主体组织化程度不高;基层协商的展开形式缺乏有效性;保障基层协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为此,我们需要通过推进社会组织协商促进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社会组织协商能够整合基层群众利益诉求,提高基层协商的组织化程度;社会组织协商的专业性能够提高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性;社会组织协商自身的纪律性能够为基层协商推进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体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契合及实践形态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协商民主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进而作出居民普遍认同的决策,其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形式。为实现协商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各地已从协商治理要素的完善、制度资源的整合、党政角色定位及协商治理的形式、技术等方面尝试进行各种创新,协商民主将是我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必须看到的是,并非只有居民参与意识较高及参与能力较强时才需要发展社区协商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完全可以在社区协商治理中不断获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