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国“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促进基层政府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事权改革涵盖国家权力重构和乡镇职能转变,反映了社会对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基层治理体系的需求。国内学者深入剖析"简政强镇"改革,集中对事权改革的根本目的、重点领域、改革突破、规范形态等进行研究,但仍然存在重复研究现象突出、共性研究不足和缺乏法学研究视角等问题。推进"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离不开理论支持,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及时梳理,试图为事权改革实践创新和突破提供理论支撑。     

分税制下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民众政治信任——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对当地民众的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关联机制在于,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够提供较好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公共物品,而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非经济公共物品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相应的政府评价和信任。分税制改革后,其"层层上收"和"驱赶效应"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平衡状态,这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地方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     

当前城市基层政府改革的深层挑战——基于机制分析的视角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正进入一个从强调经济职能向重视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职能转变的改革新阶段。已有研究和改革实践更关注基层政府改革的宏观议题,常聚焦于体制保障、组织设置、权力配置等问题,但忽略了漫长基层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治理机制层次的改革配套问题:"三公"领域的指标评估难题与激励、税收分成取消后的基层政府灵活性与弹性、经济纽带弱化后的治理网络拓展等。针对存在问题,要探索以"三公"职能为重心的新型政绩评估机制,形成政府内部事务流转的资源动态保障机制,构建社区治理的公共性生产机制。     

强镇扩权:城市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生成与诠释

"强镇扩权"旨在通过权力下放、委托执法等方式赋予经济发达乡镇部分县(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来解决基层治理中的"责权倒挂"问题。自下而上的现实管理需求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构成此项改革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客观上有利于增强基层政府自主性和推进基层治理差异化。但此项改革尚未涉及对现有行政区划层级划分和政府间职权关系的根本性调整,职权关系的变更更多取决于上级政府对基层治理实际的主观认定而非规范化的法治分权,难以避免权力下放后的周期性收放集分循环、权力规制体系缺失、行政分权与社会分权的非同步以及基层治理重"管制"轻"服务"等一系列内生困境,现有制度设计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公共服务的“后市场化”道路——以广州环卫服务改革为例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遇到复杂制度性障碍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主要表现为委托-代理问题导致基层政府改革激励下降,市场层面由于政府管控能力不足、目标不明确导致市场缺陷加剧。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则由于合同约束力有限使政府对市场依赖过大、控制力弱而处于被动状态,关系治理因此失效。为结合政府和市场的优势,重塑关系治理的有效性,广州市政府收回环卫服务发包,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入"后市场化"时代——基层政府更加务实,弥补自身不足来应对市场缺陷,以激励发挥基层政府主动性、以监管规范市场运作、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政府内部。这种改革的变化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考。     

关于深化基层“放管服”改革的思考

"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简政放权、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步"先手棋"。基层政府(县、乡)作为"放管服"改革工作重要的承接主体,同时也是"放管服"改革研究最容易忽视的盲区。"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全面清理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定化,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基层"放管服"改革当然也不能脱离"放管服"改革的本质,否则可能偏离改革最初设定的方向。因此,要兼顾先行先试与顶层设计,及时化解改革引发的司法问题,激活存量权力,提高服务质量。     

统筹推进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落实

<正>"职务与职级并行"必须统筹推进,既要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和"简政放权",让"公务员热"回归理性;同时,在基层推进"职务与职级并行"也需要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改革。一、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回顾早在2006年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中便对职务和职级并行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这部法律,2007年后有多个省份开始出台了一系列职务和职级并行的方案和政策。然而,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基层公务员"彼时"期盼的改     

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解释向度——基于京郊B村的实践经验

"基层减负年"以来,"文山会海"实质性压缩,但形式主义并未根除,甚至出现了"减负悖论"。研究发现,以形式主义的"病灶"为划分依据,其可以分为"功利主义""主观主义""体制机制"视角下的三种类型:即领导干部的"利己主义"、"完美之治"的治理理念、缺乏联系群众的机制及基层政府无匹配性权力与资源导致的形式主义。为此,须分别进行作风建设与用人制度建设,反思和重建当前的服务型政府理念,重建联系群众的机制及改革权责失衡体制。以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治理错位"的概念可以解释"甩锅行为""减负悖论"等的基层治理乱象,这启示形式主义治理实践应着重于"主观主义"和"体制机制"的视角。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模式探讨——基于广东省数字政府实践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社会各个领域提出了转型升级、改革创新的要求。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公共行政数字化、网络化,数字政府建设于公共治理将起到关键性作用。广东省数字政府实践主要有管运分离模式、"3+3+3"建设模式、基层管理模式和"互联网+"管理模式等,起到了提升政府行政办事效率和群众满意度、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基于广东数字政府改革经验,从完善数字政府整体设计、突出智能技术应用、健全政府数字管理机制、确保平台数据安全运行、提升数字治理信息能力等为各地深化政府数字化改革提出建议。     

民生改革助推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以成都市双流区“四个一”为例

成都市双流区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为抓手,实现了"四个一"的民生改革,凸显了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特征,并通过立足民生关怀、公众全面监督,引导民主参与、实现流程再造,助推了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     

农地“三权分置”推进中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重大农村改革,它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构建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既有需求又有基础:传统治理模式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治理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助推合作治理。然而,农地产权残缺与合作治理模式的内在价值困境决定了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存在诸多的制约和风险。因此,应当注重这些约束条件,采取明确基层合作治理模式的适用范围、提升基层政府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保持合作治理与科层治理间的张力等方式,稳步审慎地推动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滇桂黔石漠化区基层政府扶贫执行力研究

基层政府扶贫的执行力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在滇桂黔石漠化片区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相关行政制度不完善、政府自利性行为严重及政府行政文化缺失等原因，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一些基层政府扶贫的执行力近年来并没有显著提升。提升滇桂黔石漠化区基层政府扶贫执行力基本途径主要有改革和完善基层政府领导干部责任制与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培育基层政府行政文化、加强基层政府扶贫队伍业务素质等。     

创新“两委两站”工作模式 完善社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以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为例

社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引发了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以需求为导向、推行"两委两站"模式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思路。改革初期基层政府要搭好台子、建好机制,行政手段要适时逐步退出并强化事中指导和事后监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放手让社会组织走到前台,弥补行政手段的缺失,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双重冲突中基层政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在发挥其积极作用时,也使基层政府深刻卷入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基层政府面临着来自上级政府与基层群众两个方面的压力。基层政府的行政责任和行政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对称,导致基层政府调处社会矛盾的能力弱化、机制失效。应当调整对基层政府的考核标准,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制度,加强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推动基层政府向管理本位回归。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基层机关事务管理创新

机关事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是放管服改革在政府内部的开展,也是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在放管服改革深入过程中,县乡基层政府面临职责加重、政务事权加量、基层政府与公务员任务翻倍的情况,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管理体制、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格局、保障水平面临挑战。基层机关事务管理改革需要通过职能定位、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多路径进行创新,使之与放管服改革相配套。推进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对于确保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避免腐败和提高基层公务员士气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五”时期我国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中基层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精简和撤并,但从政府职能设计和机构设置方面看,政府管理的"无限性"色彩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目前,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县乡规划不合理,管理区域偏小,行政效率较低;县乡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责权不统一,运转不协调;县乡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财政供养人口膨胀,财政普遍困难;基层干部工作方式转变滞后,不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新形势。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以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十二五"时期要切实转变县乡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建设服务型、效率型、透明型、节约型、法治型有限责任政府,为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奠定体制基础。     

建设有效无缝隙政府的前提性规则——一个面向OECD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探索

"无缝隙政府"理论以"管理主义"的哲学来解决由老管理主义所造成的政府管理中的割裂性、碎片化问题,它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种扬弃。在引进无缝隙政府理论之后,我国以无缝隙政府理论来再造政府的改革逐渐在全国推开。但由于我国在推进改革中对无缝隙政府实施的前提了解不够清晰,使得改革并不顺利。从无缝隙政府理论产生前几十年间OECD国家的政府机构改革实践来看,我国主要忽视了对决策执行的两分;忽视了政府完整性提供服务的组织模式中还有诸多私法性组织;忽视了一些组织模式主要以权威性绩效合约为导向。在未来的无缝隙政府改革中,首先应该创造这些前提条件,然后将7种管理工具严谨、规范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