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流审批”政策研究及消解机制构建——基于政策冲突的视角

我国规定符合生育条件的孕14周的妇女禁止非医学需要终止妊娠,因医学需要终止妊娠需经出生地和所在地计生部门的审批。这种政策与我国既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行政许可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社会现实等产生了冲突。可以尝试从价值引导和政策协商、利益协调、信息共享等方面入手,逐步消解我国"人流审批"的政策冲突,切实维护妇女权益,体现公共利益。     

中国地级市政府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研究——以河北省地级市为例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放管服"改革的突破口,是提高政府行政审批效率、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关键举措。中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主要在地级市政府展开,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普遍缺乏对"相对集中"标准的把握。文章从基本概念出发,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区分为横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和纵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以此为基础分析河北省各地级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现状和问题,最后给出地级市政府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影响政策稳定?——基于G自治区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是维持公共政策常态运行、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在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任职的变动经常影响政策的连续性,甚至造成"人走政息"和"朝令夕改"的现象。本文以G自治区地级市为例,基于2003—2016年自治区主要党政领导(党委书记、政府主席)和地级市主要党政领导(市委书记、市长)职务任职者的更替以及以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变动情况,实证分析地方政府主要党政领导更替对政策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党委书记、政府行政首长任职者更替对本级政策稳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两者的影响方式不同;上级党委书记任职者更替对下级政策稳定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为避免官员更替对政策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优化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机制、合理配置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职能、严格执行地方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以及完善干部考核和晋升激励机制。     

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

将政策转移视为一个转移和非转移二元变量的研究无法深入到政策转移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江苏省12个地级市"河长制"政策转移案例(2006—2016)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策转移案例中"复制"和"再生产"两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了资源禀赋、行政压力、政策需求、外部力量四大类因素对"河长制"转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变量的组合并非一元,呈现多元化格局。通过QCA软件的数据梳理排序得出覆盖率最高的四种组合,在此基础上概化出政策转移中政策"再生产"的三种模式:资源主导型政策再生产,行政压力、资源、社会力量复合驱动型政策再生产,政府和智库合作型政策再生产。     

党政领导干部“缘何破格”理论探析

破格选拔党政领导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中极为重要的途径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民众也就这一问题就行了某些探讨;这种选拔和任用方式在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但是,真正从理性视角来探讨破格选拔党政领导干部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其学理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全面分析仍显不足,这严重制约着破格选拔干部在理论上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我们从科学内涵、学理依据和现实基础三个角度对破格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进行了积极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破格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是优化干部选拔的一条必然路径选择"这一结论。     

有感于市长们“不会讲话”

倘若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市长先生们“不会讲话”,怕是无人相信,也会有人指责我“危言耸听”。可惜,这是事实。去年第12期《建设者》杂志上有人写了一则文章,是谈2004年初秋在江苏省南通市举办了一个题为“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会上世界各地大城市市长们必定要发表讲话,“论坛”,顾名思义,不谈不语还算什么“坛”呢?!已经有人作出了估价,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与其它国家市长相比有明显的不足。私下里,好几位外国市长说,听了中国市长的发言,往往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究其原因。是千篇一律,没有特色,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倘若用我…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

2002年以来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县财省管”的试验性探索，县域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从当前情况来看，“省管县”体制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省级以下行政区划的权力结构模式和行政、财政基础，并将深刻影响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模式，可以被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市管县”体制实施以来又一次对政府间关系所做出的根本性调整。     

关于“全面二胎政策”后我国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思考--以“准生证”制度为研究视角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采取准生证制度,其设立初衷是作为政府对控制和管理人口的手段,是我国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具有有明显的行政许可性。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政策调整,原来作为资格许可的"二胎准生证"法律性质随之发生变更,同"一胎准生证"一样需要纳入行政审批改革的范畴中。各省市计生主管部门纷纷通过颁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推行准生证审批制度改革,包括取消准生证、简化程序、转为登记制度等手段,涉及对政府监管方式、监管范围的影响"。全面二胎"政策下我国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转变需要通过明确准生证取得条件的标准向服务便民体系转型,协调处理其与户籍制度、社会抚养费制度改革的关系。     

日韩公务员任用制度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的改革及其借鉴意义

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提出,西方行政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先前相对封闭的政府逐渐开放,"开放型政府"的出现也呼唤着"开放型"的用人制度,本文仅对日韩两国公务员任用制度从"封闭型"到"开放型"的改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引发出对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些启示.     

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法律与政策“共治”研究

我国的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走过十年有余,在以《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草案)》为标志的行业统一性立法加快出台的背景下,作为制度工具的法律与政策之间互助共济的"共治"格局将成为未来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重要制度特征。本文以部分省、市出台的25份行政规范性文件为分析样本,发现各地出台的政策存在生态环境监测范围过窄且市场准入条件不合理、监管模式、职权划分及措施未摆脱体制束缚、机构运营环节缺乏公法边界、市场退出及责任承担环节对"弄虚作假"的界定过于主观化等四点制度缺陷。应取消针对社会化机构的环境监测范围限制并凸显市场准入条件的"专业性",构建与社会化性质相适应的政府监管体制,明晰机构运营环节的公法边界,进一步规范由"弄虚作假"引致的民事、行政法律责任,助推政策的法治化。应通过对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开放的边界、各主体在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的获取和使用上的权限分配与责任承担、负责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平台的技术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关系等的探索,助推政策的创新化。     

浅谈我国行政区划改革中的“地改市”问题

"地改市",即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重在行政系统的结构方面,主要通过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市来实现行政系统的制度和职能更新的过程.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存在诸多问题.作者认为行政区划改革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指向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地方指向中央的地方分权要求(尤以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为主).综合并设想了我国行政区划的全盘方案及改革的指向,以实现有利于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的行政区划环境的大目标.     

从“孟连事件”看行政伦理失范及其治理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它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8年云南＂孟连事件＂可算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典型案例。文章通过对孟连事件中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的阐述,以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为基点,从行政人员多元价值冲突、行政制度、机制不完善两方面分析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并从制度伦理建设以及个人伦理建设角度提出了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封堵“高考移民”事件的行政法思考

“高考移民”现象由来已久 ,引发许多社会问题。2 0 0 3年高考前夕 ,各地纷纷出台封堵“高考移民”的政策 ,造成很大社会影响 ,社会各界人士发表的看法仅从教育政策的视角出发。应契合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出发 ,从行政法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层法理思考 ,并探讨此次事件所揭示出的我国行政法治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行政公文“命令(令)”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探析

"命令(令)"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行政公文之一,其文种名称、数量、适用范围及发文权限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所差异,但却呈现出显著的继承、发展、革新的演变态势。这一演变脉络折射着我国整个行政公文系统的嬗变轨迹,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论地方政府领导副职配置的科学化——基于全国286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推进领导干部职数配置科学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全国286个地级市副市长配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地级市政府领导副职的配置在党派、民族、性别结构上较为科学,但副职配备总体上过多;副省级市比一般地级市的配置更科学,东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相对更科学,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同地方政府领导副职配置有较强的相关性。要实现地方政府领导副职配置科学化,必须从法律层面、行政管理机制层面、经济层面等多方着手。     

政府公共理性回归与“大部制”改革

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第一属性,增强政府公共性是行政改革的中心问题。我国近三十年的行政改革是政府公共理性不断回归的过程,具体体现在行政改革目标、行政领域、行政管理体制、行政价值体系等十个方面公共理性的回归。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行政改革指明了方向。从价值层面看,大部制改革是我国政府公共理性回归的新探索,它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利于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由“蝴蝶效应”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处置

群体性事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面临的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重点、难点。当前,行政信息时而阻塞失灵、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实现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内部矛盾积少成多。由"蝴蝶效应"看,内部矛盾容易通过群体与个体间的相似性连锁并放大,最终形成危害巨大的群体性事件。本文透过"蝴蝶效应"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起因、发展过程及有效的预警与处置方式。     

“官员复出”何以触犯众怒——兼论“官员复出”的规范化

“官员复出”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其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官员任用这一普通行政程序，在信息时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复出”行为触犯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透过对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和依法行政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官员复出”的规范化．提供借鉴。     

互联网时代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为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着力点,同时也是治理行政审批领域腐败问题的有效举措。在互联网时代,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手段加强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大力推动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取得了良好效果,并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区级行政单位,在不进行大规模机构改革的条件下,运用互联网技术推进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较好解决了行政审批环节办事效率低下和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对于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行政审批局模式:何以有效,何以无效?——基于市场主体视角的政策效果实证

近年来,成立行政审批局是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有关该模式效果的争议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科学评估。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基于市场主体视角,利用2011-2018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检视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效果。平均处理效应与动态处理效应表明,采取行政审批局模式能够显著、持久地提升市场投资水平,而对新建企业、专利研发、交易费用的改善不具有明显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东部地区,政策效果不明显或较消极;在西部及东北地区,政策普遍呈现出潜在或显著的积极作用;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政策对市场投资、专利研发、交易费用均有潜在或显著的改善作用;在普通地级市,政策仅对市场投资领域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基于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行政审批局的建设需要扬长补短,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整体智治,推动其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的竞争中显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