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察官制度的立法构建——对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建议

通过立法构建监察官制度是贯彻实施监察法的要求,也是监察官专业化的客观需要。通过监察官法确认监察官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推进监察官制度的法治化,促进监察官队伍高质量发展。针对中纪委监察官法（草案初稿）关于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规定,提出以下立法建议：“全员式”进入监察官序列的设计思路值得商榷。监察官属于特殊的监察人员,其范围应小于监察人员。监察人员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适当放宽监察官任职的身份限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虽然不宜作为初任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但是可在初任监察官考试时享有法律科目的免试或作为未来晋升时的考量因素。     

论监察官制度的完善

监察官制度作为我国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构建科学且系统的监察官制度是反腐斗争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必由之路,有助于构建反腐败职业共同体。监察官制度当前处于萌芽阶段,需要根据实践需求不断探索和完善。此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存在选拔标准需进一步具体化和提高、监察官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监察官的职业保障有待进一步提升、对监察官的监督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建议进一步细化和提高监察官的选拔标准,将工作经验丰富和通过法考作为监察官的必备条件,完善监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进一步提高监察官的社会地位,并强化对监察官的履职监督,以推动监察官队伍员额化和专业化。     

我国监察官制度构建的展望——瑞典监察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监察法》第十四条明确我国实行监察官制度。构建中国监察官制度是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可借鉴瑞典监察制度实践中关于监察官选任资格、组织分工、履职效能、职业保障等方面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从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人员综合能力建设,注重德法兼修,健全队伍组织体系,完善履职保障等多方面促进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的构建。     

古罗马监察官制度及其评析

古罗马监察官制度标志着罗马共和国对公民数量、财产、国家财政和工程建设、监督公民道德等方面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监察官制度对于维护罗马共和国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无法抵制财富对公民的诱惑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美德的丧失,监察官制度最终也名存实亡了。     

中国新三板升板制度的构建路径探析

随着新三板的扩容和内部分层,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底部基层已逐渐稳固。建立有效的新三板升板机制,对促进新三板市场繁荣,为场内市场提供优秀的公司,活跃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存在新三板和场内市场衔接脱节现象,新三板企业只能通过摘牌并重新公开发行新股(IPO)途径予以上市。对于国际上运行成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升板研究和构建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本文对新三板目前的升板政策,挂牌企业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升板制度的构建难点,同时借鉴国内外经验与教训,尝试提出中国升板制度的构建建议以供参考。     

关于完善监察官职业准入制度的若干思考

监察官职业化,是我国反腐败走上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必由之路,职业准入制度是监察官职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职业化的研究范式来看,我国监察官准入制度在专业性要求、实践经历等方面还存在亟待进一步优化的方面,对监察官的任免也有地方化、行政化等问题。基于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建议从政治条件、专业素养、准入路径、考试要求、实践经历和任免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完善监察官职业准入制度。     

论辅警制度及中国辅警制度的构建

境外辅警制度历史悠久,且在警务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辅警制度是可行的。具体来说,可从任职资格、工作内容、管理方式、工作时间及待遇、经费来源、考核奖励及抚恤等方面采用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对我国辅警制度进行构建。     

构建中国认罪协商制度研究

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辩诉交易”,它独具特色,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在中国当下,建立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中国未来的认罪协商制度,应当在认罪协商的适用范围、认罪协商的内容、认罪协商的主体、认罪协商的程序、认罪协商的救济措施等方面作出科学、合理的构建,并建立起认罪协商制度的保障与监督机制。     

浅析中国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及完善路径

当前,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有着自身独特的政治优势。但是,在当代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正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急需解决的的重要问题。     

构建中国式民主话语权的路径研究

民主话语权关系到国家利益,民主话语权的构建受国家经济能力、民主政治程度、宣传能力和军事干预的影响。西方国家通过改造民主理论、铺天盖地式宣传和霸权式民主输出这三部曲,在全球逐步确立起民主话语霸权。而构建中式民主话语权,必须要先批后立。首先揭示西式民主话语霸权的真实面目,既而要理论、实践和宣传三管齐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研究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日渐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为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增添了亮色。当前,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围绕着力构建和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我们要充分认识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性,正确分析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积极探索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可行性路径。     

我国宪法诉讼制度构建的现实障碍及路径选择

作为宪法救济中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构建宪法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解决宪法争议以及遏制权力腐败保证执政党依法执政等。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宪法自身不够完善以及存在宪法观念性障碍等诸多制约因素,最终导致了宪法尚未进入诉讼领域,不利于宪法诉讼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构建宪法诉讼制度的路径是依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加快制定并完善宪法,增强公民通过宪法诉讼实现权利保护的意识。     

农村土地经营权法律制度的构建路径选择

农村土地制度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至关重要,它是农民维持生计的基础,也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首次对土地经营权做出了规定,"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从政策层面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民法典》也对土地经营权做出了相关规定,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立法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土地经营权从政策上升到法律规范,需要不断完善具体的法律制度。     

构建科学发展制度机制的路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把科学发展思想转化为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提出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配套的制度机制,以确保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试述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及构建的路径

我国虽然缺乏公民社会存在的传统,但在世界性的“社团革命”的冲击,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民主政治的要求下,公民社会有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我国必须构建公民社会。本文从四个步骤来构建中国的公民社会。第一个步骤是从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方面来培育公民社会;第二个步骤是政府从上至下主动放权和公民从下至上成立社团来构建公民社会;第三个步骤是随着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权利意识的复苏,要求参政议政来表达意见和限制政府的任意行事。第四个步骤是政府、市场、社会彼此分离,达到相对的平衡,互为补充,协同发展,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     

规范伦理学视阈下监察官职业伦理制度体系之建构

作为监察权的直接行使者,监察官已成为极具职业特征的法律职业者,其行为活动及职业道德养成亟须专门的职业伦理规范和指引。监察官职业伦理应体现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内涵,还应体现监察工作的治理和反腐倡廉等政治性特征。以此为基础,分别从道德、行为和规范三个层面系统总结提炼监察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涵和制度渊源,并从立法规范、考核机制、监察责任及职业伦理教育等方面,系统构建监察官职业伦理制度体系。监察官职业伦理制度体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腐败治理成效密切相关。     

中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作为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之一,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文章从判例的概念辨析入手,通过分析判例制度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我国构建的可行性,提出了构建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具体建议。     

新形势下构建当今中国权威政治的意义及路径

当前再一次强调中央权威意义重大,再一次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阐明了必须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的过程中构建党中央的权威政治,在当今中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威政治不仅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诉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伟大复兴必由之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首要方面就是党和政府的权威政治,因此,在新时期内、新形势下构建当今中国的新型权威政治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关于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的构建

个人信用制度作为整个信用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鉴于目前我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及我国目前个人信用制度的起步状况、存在的问题,发展个人信用制度需要解决五方面的问题。     

构建中国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制度研究

对未成年犯的刑罚重在教育挽救，由于监禁刑对未成年人犯来说具有更大的弊害，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正在轰轰烈烈地掀起的犯罪非监禁化的大背景下，从未成年人的福祉出发，构建中国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制度已经显得十分必要，对未成年人犯罪更多地考虑采用缓刑、罚金、社区服务等非监禁措施，更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和社会利益的双向保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