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世界:我国权力道德教育范式转换问题审视

"知识导向型"权力道德教育范式主要体现为通过对权力主体道德知识的灌输,培育其权力道德意识、以期能够自觉践行权力道德价值的活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这种"知识导向型"权力道德教育范式已不能适应现时代权力道德教育的需要。必须转换教育范式,从"知识导向型"转向"生活导向型",让权力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使各级权力主体在生活中体味权力道德的真谛、自主体认,形成自主道德选择,培育权力道德自觉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语境、表现向度与实践取向

权力自觉是权力主体主动反思与规训自身权力,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以建构美好生活的政治活动范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是理论、实践与价值等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主要表现为权力意识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权力制度自觉与权力关系自觉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力意识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权力行为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核心内容,权力制度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刚性保障,权力关系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本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以权力自觉为中轴优化党的执政效能,以权力治理引领国家治理,从而增强党的权力有效性与合法性。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开拓政治价值: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

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是政治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政治价值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设置价值目标和原则要求,也使得政治权力的存续具有一定正当性,从而成为政治得以稳固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历史地看,儒家的道德政治彰显出政治德性;源于近代西方的权利政治表现出政治理性;而侧重于功利的法家政治虽具缜密政治逻辑,但在价值上存在明显缺失。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需要在继续动态地通过顺民意、促民生等实践方式维护政治正当性的同时,平行开通并拓展政治德性和政治理性的生发途径,强化政治的道德价值和理性价值,使民主法治具有更大的道德正当性、权利正当性和法律正当性,避免陷入单纯的利益政治或功利政治。     

政治伦理及其中国建构

政治伦理问题无论从中西政治思想资源还是社会实践处着眼,都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应有新意。政治伦理问题的实质就是基于人类自我关切的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反思。至为关键的是,哪一种政治权力真正基于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时代背景和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层转型,作出了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责任承诺和社会道义担当。中国政治伦理的当代建构可以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维度说开去。优良政治伦理的真谛,一定是优良制度理性、优雅道德理性和优秀观念理性的三位一体及其长效自我修复机制的不断完善。     

从社会合理化审视现代性的发展及中国现代化

现代性从启蒙之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阶段;二是现代性反思阶段。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完善社会合理化,其性质应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全面发展的社会范式理性化过程,其基点应是个人的科学知识、道德实践知识、审美表现知识的有效发挥,其目的应是人的个性展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的实现。工具理性要以价值理性为导航,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要以审美理性为目的。我们国家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阶段,首先要以启蒙理性精神推动社会合理化。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世界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挑战,要坚持现代性第二阶段反思性社会合理化的新宗旨,才能真正建立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现代化具有面向人类未来的超越性。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权力之善是权力活动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属于政治价值范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处理有关国家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政治实践过程。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契合:一方面,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权力之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与价值动力,引导与规制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复归的过程,是正义返魅的过程,更是社会整合能力提高的过程,其为权力之善的生成创设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     

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新时代建构及未来展望北大核心

自我革命表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调适的方式加强自身治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行动自觉。作为政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自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历程中一直被认真对待。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扣制度规范体系建设这一关键命题,推动自我革命走向制度性构建,健全完善管党治党的责任制度、构建一体推进的“三不机制”、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制度执行落实是其具体表现。新时代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探索,释放出巩固执政地位、彰显使命自觉、密切干群关系等多种效能。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逻辑,从深层次预设了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某个阶段的权宜之计。未来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亟需从价值、机制和主体等层面作出重点推进。在价值层面,把人民至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在机制层面,把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机制和一把手监督机制作为着力点;在主体层面,推动行动主体形成制度认同和理性自觉。     

超越风险和灾难:新世纪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生态转型

面对新千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技术、环境风险甚或生态灾难、社会冲突，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谋求一种更具安全性的转型。其逻辑在于用更注重协调平衡、总体稳定和可持续性的生态理性修正长久以来单一的经济理性。这种贯彻生态理性的行政管理范式对新世纪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议题和建设实践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具体表现在新范式适应当前国内新安全议题的本质要求，适应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适应国内生态文化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转型、政治发展的要求，适应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塑造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要求。这种新范式的推行还面临着重大挑战，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环境议题的主流化甚至政治化，建构一种适当地整合环境价值的政策分析方法，建立全社区或社会层面的环境教育与环境培训机制。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以宪政来规范和保障民主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问题。由于民主与政治秩序、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民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存在困境。民主具有"非自足性"特性,即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能自我运转,作为一种价值也不能自我实现。它依赖于宪政的保障。宪政为解决政治争端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可以实现权力的有序传承和增强国家能力,从而能有效地规范和保障民主制度的运转和民主价值的实现。通过宪政建设来推进和保障民主才是建构政治秩序,实现政治发展的可行之道。     

和谐社会与冲突政治中仪式功能的多样性阐释

社会和谐是政治过程的重要目标。仪式的范式功能决定了它们在政治中被用于实现社会和谐,但仪式实践也为政治冲突提供了可能性。不同类型的政体使用具有不同思想内容和风格的政治仪式并展现其政体特性。因而,政治仪式既是一套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权力实践。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对传播学的启示——基于传播学的“5W模式”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学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其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可以被现代传播学所借鉴。     

论代议民主的本质在运行中的彰显——析修正民主理论认识的局限

以人民主权为价值支撑的代议民主在实践运行中所暴露的缺陷,被以熊彼特和达尔为代表的修正民主论者概括为民主价值的“消解”,他们同时将这种民主阐释为程序民主与多元民主。这是对代议民主制度运行的误读。代议民主是人民主权不能直接张扬时,人们按公众控制国家权力之所有权,委托特定社会成员行使国家权力之使用权的代行理论设置的运行方案。虽然这一方案限制了人民主权之价值的政治张扬,但它没有消解民主的价值,并且通过政治代理者的公众选举、代理权限的严格规范和滥用代理权的严厉制裁,多维它地彰显着人民主权的民主本质。     

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离不开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解决权力的配置与使用问题。当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与归宿。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这是关于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质与要害。国家权力在少数领导干部手中“错位”与“失控”,悖离权力的本质与运行轨迹,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根源。跳出“权力本位”的误区,回归“权利本位”,迫切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贯穿于政治体制改革全过程。     

有效性：执政党建设的新视角

有效性作为政党执政过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价值，其内涵“是指政治权力的实际作为，是指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在当今政党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各国执政党无不把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外在逻辑，从执政的有效性过程中汲取合法性资源。     

论政治理性的特征及其功能

政治理性是人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是受人的政治目的和意志所支配的精神活动及在政治生活中按一定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运作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能力。政治理性作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能动的反映,有着自身的规定性,表现为政治理性具有价值性、群体意向性、意识形态性的特征。政治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政治理性的价值性功能以价值观为核心具有对政治活动的导向与评价作用;政治理性的工具理性功能以理性为工具对政治活动具有追求合理性、科学性、规范性的中介与规范作用;政治理性的实践理性功能以道德理性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对政治生活发挥着选择、判定与支配的作用。     

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三个维度

党内政治文化伴随党的发展历程不断孕育和积淀,形成了源头清晰、主旨鲜明、基础深厚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体系。研究党内政治文化必须确立三个维度:一是以理性维度实现政治认知和文化哺育的相互结合,凸显党内政治生态的自我修复性;二是以价值维度实现政治情感和文化情怀的相互融合,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融通性;三是以实践维度实现政治评价和文化甄别的相互契合,彰显党内政治活动的持续性。通过多维度的综合分析和路径探索,不断增强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自信和自觉。     

法治思维:法治时代领导干部首要的思维方式

法治思维主要针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其基础是法治观念,精髓在于规则意识,过程具有逻辑性,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思维。法治思维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领导干部应正确认识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权力思维、经济思维、改革思维以及稳定思维的关系,将法治思维作为首要的思维方式。     

刍论政府数据治理模式的构建

数据作为一种新变量正在嵌入政府治理过程,打破旧有权力关系平衡,为解决政府治理顽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新视角。在数据技术驱动下,政府数据治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是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体系的新范式,同时也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趋势。探讨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构建,可以为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行动指南和价值评价体系。依据权力定位、结构安排、运行规则、外部环境,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构建框架可分为:以政府数据资产和数据权为中心的核心层;基于政务逻辑优化基础上政府数据资源体系结构层;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的运行层;系统外环境与文化因素组成的外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