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微博问政”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着独特的优势,对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分析微博问政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寻究完善微博问政的途径,以期使微博问政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发挥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及可行性。     

公众网络参与下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研究——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出台为例

互联网的普及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的便捷通道,也影响着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机制。立足于中国公众通过网络参政的现状,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从"免费午餐"的倡导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启动这一过程进行详细分析,在印证多源流理论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具有可适用性的同时,提出了网络式社会自组织方案开创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公共政策调整对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基于我国产品免检制度变化的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从2008年9月11日开始就一直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而广泛的关注,虽然废止了关于产品质量国家免检的相关公共政策,但是,由于《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而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恐怕很难消除和弥补了。论文针对由"三鹿奶粉事件"所引发的公共政策调整这一过程,系统分析产品质量国家免检制度及其影响,总结出来对优化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有利于完善公共政策制定并维护、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基于公共政策分析视角评析“大学生村干部”计划

面对着社会利益格局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导致的农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造成的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等问题,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出台和实施这项政策,确实给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益处,对于农村基层来说,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干部队伍的结构和增强了农村基层的组织活力;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有效地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并为大学生提供了其成长成才的平台。但是,就"大学生村干部"计划实施过程中现存的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必须针对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加强和提高大学生的工作能力和素质水平,推进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的更加有效地实施。     

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政府内部智囊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和功能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已经崛起。作为政策倡导者,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或部门,而是受到更开放、稳定的公共决策模式的影响。为了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并影响政策的形成,政策研究群体内部以及和其他参与者之间展开了充分互动。这一过程显示,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综合性和互补性优势,适应了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需要,有利于决策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中央决策机制向着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转化。     

公共治理的“自行车难题”——政府规制中的信息、风险与价格要素分析

盗窃自行车是各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地管理机构也采取了各种不同措施来整治这一不良现象,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一管理困难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自行车难题表现为自行车偷盗行为已经形成一个“自行车生态怪圈”,偷盗行为依赖这一怪圈得以保护、规避和延续,导致对这一问题治理的困难。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难题治理效果的要素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和价格。在一般的政府规制行为中,这三大要素也同样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绩效。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是有效规制的三个条件。     

理性与激情的平衡——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

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关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也成为学界的热点.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度非常低,这会导致政策合法性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误、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和公共权力的异化等问题.而公民的过度参与则极易引发政治动乱,不利于国家稳定,会极大地影响政策制定的效率,给政府和公民带来极高的参与成本;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导致公共政策的扭曲.因而,公民适度参与既可避免支持者对公民参与抱有的单纯激情,又可避免批判者对公民参与持深度的怀疑态度.     

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研究——从公民参与的视角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目前,由于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民参与的法制不健全,公民参与的民间组织发育不成熟这主要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阻碍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要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必须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畅通及拓展公民参与的渠道,健全公民参与的法制,培育公民参与的民间组织这四个方面来探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路径选择.     

“去工具化”的工具——以公共政策研究中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为例

近年来,量化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量化研究不断受到争议和质疑。通过分析量化研究方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运用,认为当前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存在去工具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规范性暗示下的数据挑选和去知识性的泛因果化。去工具化现象本质上反映了研究的主体性缺失和能动性缺失。这种缺失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现实与独立性困境带来的。因此,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需要秉持多元主义态度,推动量化与质性方法的优势互补。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经验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这一议题备受学者、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注。本文特选取获得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为研究对象,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出发,剖析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过程、决策特点和公民参与的形式,总结并诠释杭州市开放式政府决策的实践作法与相关经验,认为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关键在于回答好四个问题:谁参与、参与什么、怎样参与以及参与效果如何。     

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通过对现有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政策分析方法相关研究的梳理,在参照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表达了这种政策分析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几乎都是复杂系统,面对这种复杂的分析对象,只有通过从概念到流程的处理,从定性到定量化工具的使用,才能把公共政策所要面对的问题进行解构和优化,使之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理论建构.特别是通过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使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建立操作性的认知成为可能,从而对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政策分析方法.     

公共政策创新中合法性要素的制度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中的政策供给是建构性的,因此,它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合法性要素的支持方能得以实施,否则,也可能因合法性要素的支持短缺而蔫死在襁褓之中。可见,合法性要素是政策供给的给养,只有给养充分,政策创新才能顺利进行。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政策创新失败的案例,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系列必要的合法性要素的支持,这些要素是共同性支持、同源性支持、关联性支持和社会成员通过利益集团的支持。它们在公共政策创新中缺一不可,否则将导致公共政策创新的最终失败。因此,公共政策创新必须在这些要素的全面支持下获得合法性方能成功。     

国家间公共政策的转移——概念、研究态势和理论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通过某种方式来参考其它国家的决策者在相似情况下的做法,包括正面经验和负面教训。这种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现象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在现实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和方式。论述分三个部分:首先,简述了政策转移的概念化过程,辨别了和其它相近概念的异同;其次,勾勒了本课题研究的多学科、多方法和多层次的态势,列举和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实例;最后,探讨了相关的理论生成的问题。通过对有关政策转移问题研究的回顾、分析和总结,强调了我国政策转移中大量转移实践和理论研究缺失之间的矛盾现象;提出了开展我国政策转移研究的必要性和关注点;旨在引起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学者对这一课题的重视,为公共政策有关的决策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一个观察、分析和决策的角度。     

公共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公共性研究

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亦即处理大多数民众的问题。政策具有问题性,也就是政策以民众问题为导向,大多数民众有相同问题,政府机关将问题纳入政府议程,提出解决策略。倘若忽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变为某些个人、团体、阶层谋取私立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时时关注公共性,亦即要做到在政策问题取向上的公共性。故而,首先探究公共政策问题与其公共性之意涵;其次,析探问题建构中公共性之哲学基础;最后,藉由现今流行于公共政策学界,用以展现问题建构过程中公共性的审议式民主,以及审议式民主在台湾之应用-公民会议的召开,来加以进一步说明。     

政策能力与国家公共治理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放任模式一再出现危机以及失灵现象,国家公共政策能力问题摆到了政府和学者们的面前。政策能力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然而。政策能力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能力、行政能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它们之间既存在上下结构关系,又存在着相互的联动关系。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公共治理能力。不同国家对政策能力自然具有各自的评价标准,更应具有形成这方面能力的支持系统。论文对以上这些复杂的关系做一尝试性的梳理。     

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失效的原因,通过国家官方网站和中国期刊网检索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56项政策文本和43篇政策分析类文献,并基于社会性别公平理念和公共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上述政策文本和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政策系统的不协调是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该不协调体现在政策的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体与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之间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五个方面。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治理、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顺利开展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政策评估方法。     

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原理、应用与前景

从方法论的视角讨论了公共政策仿真的ABM方法原理、应用和前景。学界就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方法论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取向的争论,在就此形成的认识论连续统的框架下,社会仿真的诸多概念模型也都有各自在"通则论-个体论"的连续统中的位置,而目前公共政策仿真的ABM方法无疑在这样的连续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公共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制约了传统研究方法的效果,而基于场景分析的公共政策系统分析和基于机制的政策主体行为分析使公共政策仿真的ABM方法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窠臼,通过科学的建模技术以及严谨的检验环节,结合政策结果的3D场景呈现和群决策平台,为公共政策领域开创了独具科学性和人本性的激动人心的应用前景。     

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基础与层面

在经济社会转型、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公共政策。而所采取的公共政策的实践效果如何本身就反映出政府的执政能力。从当前各国公共政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成为有关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发展的潮流。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论证了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关于政策工具的选择、比较以及关于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差异性、互动性的了解,对于取得公共政策的成效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概述了近年来推动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学科基础(如经济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以及社会实践基础;阐述了值得开展政策工具研究的一些主要的视角和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就理论还是就实践来说均有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