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意义、路径和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其重要意义体现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是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廉洁政府的必然要求。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探索,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两种改革路径:"权力清单"模式和"负面清单"模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必须建立健全以下保障制度:建立行政审批公开制度,健全行政审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行政审批权利救济机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建立公共审批制度

计划审批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主要方式,计划审批造成了取代市场调节、压抑社会活力、阻碍科技创新、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的不良后果,已经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我国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审批制度,政府只保留对核心公共事务的审批权力,其它非核心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审批则全部“非政府化”、“非审批化”,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个人自我监管和自治监管。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基于性别公正的视角

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多地关注经济因素而忽视性别公正造成的。为了扭转计划生育强制的"一胎化"造成的人口结构以及超低生育率问题,我国继"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后又实行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但"全面二孩"政策需要从性别公正的视角来认识,为了确保女性基本权利与生育政策积极效应的正向相关性,应该加大陪产假制度供给、健全"全面二孩"政策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全面二孩"的相关法律救济制度。     

进一步推进陕西“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建议

2014年以来,陕西省委、省政府把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放在贯彻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和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简政放权同步性、系统性不强,行政审批规范化、信息化水平不高,监管机制、责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加强改革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和基层政府承接能力建设,强化中介组织的规范与管理,制定规范、高效的监管制度框架。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特征的实证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核心一环。从地方政府政策文件视角,分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演进路径即动力机制、改革内容、结构框架等维度上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动力机制上呈现出中央主导与地方跟进的特征,改革内容上表现为从单一平面向多元立体的路径特点,结构框架上呈现出由宏观到具体的改革轨迹。分析这些改革特征以及衍生的改革多维度不平衡的问题,包括行政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格局、审批权力结构实质与程序之间的不平衡,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构政府层级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权力结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简政放权改革:地方政府的实践创新与推进策略

简政放权已成为当前地方政府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从最近三年的实践看,地方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在政府自身层面,通过组织机构重组与调整、内部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提高运行效率;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通过行政审批改革、投资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教科文卫新领域改革实现简政放权;在政府与社会关系层面,通过优化服务,将政府职能向社会分权。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政策法规相对滞后、部门间协同机制不完善、权力下放不同步、"最后一公里"存在"梗阻"、事中事后监管方式薄弱的问题。推动简政放权改革需要致力于推动法治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持续简政放权、坚持放管结合、发挥网络优势、规范权力运行。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

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管理的一种手段。我国不断推行依法行政,深入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成果颇丰但依然未能触及制度"顽疾"。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引入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经过自贸区先行先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颠覆了传统的行政审批模式,并将在未来推广至全国范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兼具理念优势、制度优势、管理优势,将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创新推力。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

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管理的一种手段。我国不断推行依法行政,深入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成果颇丰但依然未能触及制度"顽疾"。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引入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经过自贸区先行先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颠覆了传统的行政审批模式,并将在未来推广至全国范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兼具理念优势、制度优势、管理优势,将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创新推力。     

“人流审批”政策研究及消解机制构建——基于政策冲突的视角

我国规定符合生育条件的孕14周的妇女禁止非医学需要终止妊娠,因医学需要终止妊娠需经出生地和所在地计生部门的审批。这种政策与我国既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行政许可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社会现实等产生了冲突。可以尝试从价值引导和政策协商、利益协调、信息共享等方面入手,逐步消解我国"人流审批"的政策冲突,切实维护妇女权益,体现公共利益。     

“五位一体”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模式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五位一体"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模式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创新举措,在促进简政放权、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加快推进我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革,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以社会治理理念为指导,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重整行政管理文化,做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革的"软件建设";依法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加快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标准化建设;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方式智能化创新;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标准;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关系。     

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其对广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

顺德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简政放权和行政流程改革两个方面同时推动,推行一年来在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上取得了初步成效,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动协同治理,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协同审批流程,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整合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配置行政审批权"三集中三到位",优化审批机制及职能体系、提出标准化审批概念,规范政府行政放权行为等方面均取得突破。顺德的改革探索对推动广东服务型政府建设及改革的启示是:政府要积极培育经济和民生领域的社会组织;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承接审批职能操作机制、绩效考评机制和监督机制;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需要制度设计和法律保障予以规范以确保改革的成效;加强广东行政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事权划分工作。     

“互联网+”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互联网+"既为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机遇,政府监管和法律制度也需要应时而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推行政社合作的治理模式,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调整,行政行为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行政程序也有待更加优化、简化和电子化。     

浅析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现状及改革措施——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简政放权”为视角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关系着构建服务型政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能否实现,关系着法治国家的目标能否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简政放权",通过梳理行政审批制度的现状,即行政审批权限设置不够明确、行政审批程序运行不够科学、行政审批缺乏有力监督,提出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几项措施:完善立法、严格执行法律规定,规范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等。     

打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瓶颈思路探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前已处于瓶颈状态,表现出了一些失误和问题,影响了改革的继续深入。要打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瓶颈,其思路在于:将设定行政审批事项的"设计权、议事权"交由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决定;改变公务员职业管理方式,试行政府雇员制;强化政府绩效管理。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快审严管”而非“降低门槛”:告知承诺政策执行的有效路径

作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创新型举措，告知承诺政策通过在审批理念和审批方式层面的改革，以行政相对人的承诺代替(或暂代)证明材料或行政审批，将监管重心从事前转向事中事后，显著加快了行政审批速度，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告知承诺政策绝非在审批条件、要求、标准层面“降低门槛”,而是“快审”与“严管”并存的有机整体。告知承诺政策执行应当坚持“快审严管”的有效路径，通过优化政策语言、明确放宽审批的快审正解，规范审批流程、切实保障快审的程序正义，重视严管成效、坚决维护快审的结果正义，强化技术服务、助民众积极合理适配快审，努力减少来自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消极影响，持续升级告知承诺政策执行的质量与水平。     

大数据技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应用分析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动力和新路径。大数据的储存与处理、查询与分析、执行与应用等方法,广泛运用于审批事项的申请、审批流程的优化、审批的全过程监督、审批后监管方式的革新等,预示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由侧重于探索决策的艺术性管理,即将演变成为更强调顶层设计的技术性操作。但在实践中,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应用之间尚存在差距,多数地方政府仍处于"期望膨胀期",应用大数据技术的意向性特征明显,实质性探索不足,存在概念滥用和过度炒作等问题;理论中,对于大数据技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如何运用的具体分析还有待破题。本研究基于申请、审批和监管三个制度环节的探讨,认为大数据驱动行政审批制度创新是可能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政务公开、信息共享、财政保障、人员培训、隐私保护等多方政策的支持和呼应。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其中,对行政审批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方面,对行政审批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作为试验区,也有着自身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势。因此,立足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试验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雇员制倒逼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是政府在某一时期、某一特定项目中以市场化运作方式雇用急需人员服务于公共事务的政府人事管理制度。作为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创新,政府雇员制在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改变公务员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精英”管理等方面给公务员制度带来极大冲击。在中国实行政府雇员制,是政府改革的需要,也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其具体实施需要制度的科学定位与各项法规政策保障。     

论“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医疗广告监管的问题与出路

医疗广告既是医疗机构推广业务的一种营销方式,又是广大医疗消费者满足健康需求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时也是不法分子和商家坑害消费者、谋取不当利益的重灾区。当前有关部门对医疗广告的"八准"式监管方式是只监管不服务:既体现了监管部门的权力任性,又反映出监管部门的懒政思维,且其立法依据也存在瑕疵。为此,提出加快推进医疗广告监管"放管服"改革三策:由"八准"式的事前监管改为"八不准"式的事后监管;审批式的事前监管方式不变,但将"八准"式监管改为"八不准"式监管;维持审批式的"八准"式监管不变,但进行流程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