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的制度安排

从网络行政伦理规约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厘清网络行政伦理规约中的＂网络行政应然＂与＂网络行政实然＂之辩,分析认为制度安排是连接＂网络行政应然＂与＂网络行政实然＂的中介。然后通过列举网络行政伦理规约过程中制度缺位的表现,对有关制度缺陷做了分析,最后从电子政务技术控制阶段研究了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的制度安排的实现路径。     

教育研究制度伦理及其问题

教育研究制度具有教育制度、科学制度、管理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多重属性，蕴含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伦理规范，求真、正义、责任的伦理精神，追求公平公正、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等伦理诉求。然而，现实的教育研究制度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要紧的是伦理价值缺失、教育主体性缺失和教育研究主体权益被忽略。重视和加强教育研究制度伦理建设，需要理顺教育研究系统内外各种关系，强化制度自身修复功能和自我创新能力。     

网络生态危机与网络文化主体的道德培育

网络生态危机是基于网络文化主体对网络的滥用和误用而导致的网络生态系统失衡的相关表现形式,其表现形式主要有网络安全威胁、垃圾信息泛滥、信息侵犯加剧、信息综合征频发等。网络文化主体的道德培育,需要采取确立正确的网络生态伦理理念、构建网络生态伦理的监督机制、遵循网络生态伦理等措施。     

论网络伦理责任对网络伦理困境的超越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生存空间——"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在推动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伦理困境。其实,这种伦理困境最为本质的道德根源就在于网络社会伦理责任的缺失。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凸显和强调伦理责任的道德价值是我们走出伦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网络社会责任伦理论纲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增加了人类活动的自由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社会责任伦理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网络社会责任伦理主客体的基本界定出发,阐述了网络社会责任伦理的基本特征以及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网络社会责任伦理的实践途径:提高网络媒体的道德自律、提高网络社会行为主体的道德自觉意识以及培养网络社会行为主体的独立判断能力。     

网络社会伦理责任

郭卫华撰文指出,网络社会伦理责任是适应网络时代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道德要求。所谓网络社会伦理责任,是指参与网络活动、具有意志自主能力的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客观利     

论职业化语境下体育明星的道德责任

公平与正义组成体育职业运动员道德责任的二维构架。程序正义缺失破坏职业体育的诚信体系、公平原则异化导致体育伦理精神迷失以及道德调控机制空位引发责任评估失向是在体育职业化背景下高水平竞技运动员道德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健全程序正义保障体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加强体育伦理规范研究是重拾高水平竞技运动员的道德责任现实路径。     

论网络问政的兴起及其理性限度

互联网从虚拟世界走进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化身"网民",通过网络自由表达各种意见和诉求,开启了一个方兴未艾的"网络问政"时代.青年组成了互联网的主力军,与政府官员共同构成了网络问政的重要主体.网络问政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必须理性客观对待,警惕网络问政流于形式、疏于责任以及青年网络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发生.     

网络文化异化的主体根源及其对策

网络文化异化是主体过度利用自身创造的网络文化,导致对网络文化的高度依赖,使网络文化原有的内涵目的与功能发生扭曲和颠覆,演化成为与主体相背离的异己力量。目前,网络文化呈现出媚俗化、娱乐化、浅表化、粗俗化、交往虚拟化、暴力化等异化现象。分析网络文化异化的原因,需要着重挖掘主体根源。主体的私欲膨胀与趋利生产、享乐本能的放纵与人生意义的丧失,加之主体性的缺乏导致人与网络文化关系的颠倒,以及网络公共理性的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网络文化异化。消除异化现象要培养主体＂内省＂和＂慎独＂的道德自律精神,培育网络公共理性,弘扬人文精神。网络媒体应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无害原则＂作为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为网民提供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元素。     

论网络“自我”

网络自我实际是真实自我、想象自我和分裂自我的综合体,归根到底是现实社会交往主体行为方式在网络世界的体现。因此,网络"自我"身份不仅是新型网络交往行为的结果,而且反过来对网络行为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是负面影响。健康网络"自我"观念的确立是人际健康网络交往的前提之一。     

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分析

青年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和推动者。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动因主要源自于社会正义感、诉求利益、宣泄情绪、获得认同和从众心理。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青年群体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心理需要,对网络信息的判断呈现出轻信与质疑的矛盾性,网络表达带有随意性和非理性倾向,思想和行为易受暗示等心理特征。而关注负面信息的心理偏好、消极的刻板印象与心理归因、群体认同和群体极化、负面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等,则是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进程的重要心理机制。     

键盘上的“慎独”与“仁爱”——论儒家修身思想对网络伦理构建的启示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已经大踏步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它不仅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影响,也极大的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于网络空间的自由、虚拟、开放等特性,它在给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网络行为失范、网络文化价值退化等一系列问题。在网络空间中,＂他律＂作用的发挥受到制约,外在监督制约机制很难建立。强调网络主体道德自律,推崇儒家传统文化的＂慎独＂、＂仁爱＂境界,对于网络伦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暴力狂欢的反思与规制

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滋生和助长了以正义之名实施的网络暴力,网络上任意诽谤、侮辱他人、践踏他人隐私,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与“狂欢”,网络的非理性表达实质上是言论自由的异化和“道德民兵”的审判。遏制网络暴力,要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增强网民的分辨能力和抵御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也要规范网络语言,引导真正的良善和正义,同时加强平台把关责任,落实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身份、角色、伦理——保罗·吉尔伯特的新式战争伦理思想研究

新式战争是恐怖与反恐怖的战争,本质上是身份群体(身份政治)间的冲突,新式战争的局限性决定了新式战争伦理的必要性。作为新式战争伦理价值诉求的自卫的开战正义、人道的交战正义、和平的战后正义,其可能性需要破除身份群体,回归角色政治。探究保罗·吉尔伯特的新式战争伦理思想,对于深刻认识反恐行动、强化公民责任、促进世界和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镇海网络问政 虚拟倒逼现实

网络问政很火爆 提起镇海的网络问政平台,镇海百姓无不感到自豪,因为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及时反映相关诉求,而且还能就自己关心的话题与区领导及相关部门进行网上和网下的沟通。镇海网络问政平台是从镇海新闻网演变而来。＂党委、政府的网络问政平台由新闻单位承办,在国内应该不多。＂     

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观察

新时期青少年网络及由网络引发的各种社会、道德、教育等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网络空间中存在的青少年网络道德问题进行研究,促进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与研究,为我国政府、社区和各级学校开展网络伦理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西方网络霸权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权利

西方网络霸权主义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权利,践踏了国际网络正义。发展中国家至少应该享有以下网络权利:在网络上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网络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的权利;自主管理本国网络、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管理的权利;弘扬本国网络文化、平等参与网络竞争与协作的权利;反对网络霸权主义、维护国际网络自由与正义的权利。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网络管理权利的特点是:共同的网络管理权利和不同的网络管理方式。     

情境协商与边界游移：青年群体网络失联的动因、策略与过程

在过度连接引发社交倦怠、隐私泄露、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等社会问题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因为生活深度媒介化以及对数字职场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先行反思而成为网络失联的主要践行者,然而目前网络失联研究多遵循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管理研究以及数字文化范式,忽视了青年个体的情境化协商与边界游移工作,未能揭示作为一种过程的网络失联的复杂特征。因此,本研究聚焦青年群体的实践,探究青年网络失联者的动机、策略以及过程特征。研究发现,青年主要出于挽回时间、管理自我呈现以及控制公私边界的动机而失联。青年群体网络失联的过程具有情境化、协商式和仪式化三种缠绕性特征。深入剖析当前青年网民的网络失联行为,强调体现青年能动性的网络失联实践,对提升网民数字幸福感有借鉴意义。     

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

网络舆论监督是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监督极大地提升了公民的话语权,具有问责主体广泛、问责通道多元、问责成果高效等突出特点。网络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和媒体审判。因此除了从制度、技术、伦理三个维度需要加强对网络监督的正确引导和合理规范外,还需要从加强传统媒体对网络监督的监督、规范网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追求一种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监督。     

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方式

政治伦理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一整套伦理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主要以正义、平等、责任、宽容为基本伦理价值诉求。行为主义政治学期望用科学主义的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领域问题。但是人类政治实践表明,企图用纯技术的方式和手段并不能解决政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审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追问政治的伦理诉求,探寻政治伦理的最佳实现方式重新成为新的理论旨趣。政治伦理能够外化为“良制”,“良制”又能够保障社会治理方面做到“善治”。政治伦理也能够内化于人们的心里,增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伦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