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的个人观——科学发展观深度研究

虽然“以人为本”的“人”可以理解为个人与人民群众的统一，但从实践生存论的视域看，其“现实的个人”的含义更为根本。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思想史基础，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之一，也是马克思“个人观”形成的标志。“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个人观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的发展程度是社会发展程度的基础”；“现实的个人”是社会的“建构规律”与“发展规律”的基础。澄明马克思的个人观并实现它的引领作用，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国民现代性意识的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网络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历程与趋势论析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网络社会的一个基本理论出发点，根据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状况，以及网络社会的成熟度，可以将网络社会分为三个发展形态——网络社会原始形态、网络社会发展中形态和网络社会高度发达形态。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使网络社会的空间快速扩展，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总体上看，网络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是现实社会的网络化和网络社会的现实化，数字化鸿沟也将越来越小，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界限将被彻底突破，人类最终将实现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生活方式的“自由切换”。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模式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网络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现实应用。     

作为特赦实质条件的“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在第八次特赦中,“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首次成为特赦的实质条件.在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语境中,也存在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但认识比较混乱.现实社会危险性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要将罪犯的现实表现作为判断依据.“现实社会危险性”只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模式,“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不宜直接出现在立法文本中.“现实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存在诉讼风险两种情况,但有犯罪记录未必就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特赦中“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含义可表述为:通过客观证明可以证实,服刑罪犯在被释放后,存在继续危害社会、妨碍诉讼等情形的可能性.     

从“女汉子”热看当代女性青年的社会心态

“女汉子”是社会现实影响下的女性青年亚文化和女性社会角色定位,这些女性青年出身平凡却心存梦想,因孤独无依而渴望爱情,性格泼辣却为人善良,“女汉子”一词语义泛化,褒义色彩日益浓厚。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社会思潮的熏陶、艰辛的生活现实、新媒体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隐喻功能以及“女汉子”的自我角色认同和网络狂欢,导致“女汉子”热迅速爆发。“女汉子”热是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影响的结果,是一种社会进步。它将在促进社会发展、彰显女性独立人格、净化拜金主义婚恋观、缓解社会养老问题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屌丝”流行看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

“屌丝”一词反映了当代青年对于社会现实和自身改变的一种无力的心理状态。作为2012年度最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屌丝”一词被当代青年争相认领,是认识当代青年心理状态和心理诉求的媒介。探究和把握“屌丝”现象的成因,是深入研究当代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中所反映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屌丝”的流行与过度泛化折射出青年传统观念的丧失、对现实社会的无奈、对自身状况的自嘲等心态,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反思。     

“双层社会”视域下智能合约犯罪风险治理探究

智能合约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新型网络交易方式,在给人类社会交往活动创造了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的及潜在的犯罪风险。现有研究成果主要立足于现实社会,将智能合约视为犯罪工具,但这种理解难以全面、准确地指导对网络社会智能合约交易方式的风险认识并提出合理规制策略。因此,有必要从“双层社会”角度,全面深入剖析智能合约交易方式及相关行为。“双层社会”视域注重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相区别的认知,可以更科学地理解智能合约的运行条件,以此为基础分析智能合约的犯罪风险,探索构建合理的智能合约编译规则、“弱中心化”交易体系和虚拟货币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智能合约犯罪风险的治理路径,实现网络社会的有序运行。     

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互动关系初探

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法治建构的重心完全置于国家与政府的“依法治国”上,忽略了现代法治内涵的另一个层面——社会自治。从长远看,这会使中国走向一种“形式法治”的社会。本文从国家法治和社会自治在法治进程中互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入手,阐述了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建构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的互动和呼应。     

社会时间中的“身体”——基于我国殡葬消费产品的考察

殡葬活动中一切的事物、现实、感性等诉求都最终归结到“身体”。以殡葬消费产品为切入点，可以看到在具备“线性的”、“平行的”和“交错的”特征的社会时间中，“身体”呈现出未完成状态，“身体”是个人与社会的动态互构中不断增添新的维度的复合性存在。     

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和互动--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综述与解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于现实中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和侵吞引发了一股几乎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这一思潮是对一个世纪前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也激发了中国学界对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想。笔者拟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中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作一梳理和解读。     

略论新时期的中国法学创建——探求一种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学进路

法学创建主要是针对一味地西化,无谓地贬损中国文化传统的风气而言,并探求一种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学进路,呼吁文化自醒与行为的自觉。创建新时期的中国法学是实现法律理念与法律事实匹配的需要,是中国法学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四地”、“三法域”共存现状对中国法学提出的新课题。创建新时期中国法学的过程,也即探求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学进路的过程。     

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理论实践与当代价值

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有其产生的深厚的社会现实与思想背景.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社会和谐”思想强调善与和谐密不可分,社会和谐基于人们共同的理想,承认差异、鼓励个性发展,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和谐的生活的条件.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西方福利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历史证明了是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的许多要素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有启示意义.     

构建和谐虚拟社会“两手抓”——网上网下齐抓共管

虚拟社会问题频出，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侮辱与诽谤等，构建和谐虚拟社会势在必行。构建和谐虚拟社会不仅要“抓”网上．即规范虚拟人与虚拟行为与注重虚拟制度与监管的建立与完善，还要“抓”网下，即现实监督与落地，网上网下齐抓共管才是硬道理。不仅有网上构建和谐虚拟社会的防控体系，而且有网下的辅助构建和谐虚拟社会的防控体系，使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有效地构建和谐虚拟社会。     

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替代与社会支持研究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现实的与长远的影响。应对老龄化的首要问题是养老问题，“四二一”家庭模式和“倒三角”的小型家庭，即便是有孝心的子女也难做到对老人的全面照料。因此，选择社会化养老方式，寻求社会支持已经成为必然。     

德法并举与构建和谐就会

和谐最饱满地概括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实现和谐历来有法治与德治之争,法治德治的关系不是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它们的差异正是互补的前提;和谐社会既是法治社会,也是德治社会,法治与德治结合,或“德法并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合力;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推行“德法并举”还应放归现实思考。     

完善社会稳定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原则之一是安定有序。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基本特征和重要原则,必须充分认识维护社会稳定在我国当前的现实重要性。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围绕“长治久安”,不断完善社会稳定机制建设。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应对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避免社会管理的“碎片化”与“滞后性”是现阶段政府社会管理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重大难题。政府社会管理的困境在于传统行政伦理价值无法涵盖现实的诉求，社会行动中又表现出非协同性，致使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的回应与整体满足。化解现阶段的困境就要重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合作，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即通过重塑行政伦理、整体思考、重视“整体人”、整合行动四个维度设计研究对策，进而构建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整体性与回应性可行能力的进路。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境界——解读“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中国特色”明确了探求社会主义本质的现实根基,“社会”和谐拓展了探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视野,社会“和谐”彰显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新论断还折射出研究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从许霆案透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实践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二者会有不一致的情况。“两个效果的统一”具有存在的法理和现实依据。不过“两个效果的统一”亦有其难点，即如何衡量社会效果以及如何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云计算”时态下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基于社会管理技术创新视角

政府可以通过构建“政府云”平台,实现各部门信息资源安全共享和业务协同;依托基础数据平台,实现政府信息流、业务流、管理流的整合;围绕政府职责与任务,形成与企业、公众良好的互动,促进数据开放和应用共享;建立安全可靠的“云计算”法律框架和安全标准等现实可行路径来具体实现“云计算”时态下的社会管理创新。